一、问题的缘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两千多年来儒学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还发明了一个“专制儒学”的名词。其实，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也存在着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这就是儒家的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就是反专制主义的传统。

　　“专制”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是指被垄断了的政治权力只属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其他社会成员只是权力的被动承受者。这种权力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区分了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1]8 。其实，儒家尚德不尚力，秦汉以后儒家学说与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政体是君主政体，不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又叫暴君政体，法家与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政体才是专制政体。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君主政体，即使出现了孟德斯鸠讲的专制政体，也往往都是短命的，如秦始皇、隋炀帝等。

　　先秦儒学虽然提倡君主制，但并不意味着要实行君主专制。儒家之所以选择君主政体很大程度上是早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正如有学者所论：“中国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就采取了君主政体……中国古代政体的单一，使孔子和其他的儒家学者不知在君主政体之外还有什么政体，他们也想象不出还会有不同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存在”，“在这种观念下，儒家学者在其政治思想中只能把君主政体设计得尽可能完美，不可能超越君主政体，设计出另外一种政体”。 [2]132 因此，毋宁说儒家是不得不认可君主制，但主张限制君主的独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反专制的。他们以对民的态度来区分圣君和暴君，反对君主个人独裁暴政，为社会提供一套是非观价值观，并以之作为限制王权的武器，这便是他们所共同尊崇的“道”。他们主张以道对君权予以一定的限制，认为治理国家要以道为本，道比权位更为重要。

　　二、人道为本——孔子之道

　　《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于道为最高。”这就是说儒家把“道”看成是最高的价值理念和终极理想。

　　孔子之“道”为何？《论语·里仁》载，孔子概括其思想时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认为这个“道”就是“忠恕之道”。其实，孔子“道”的范围极其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有机整体性，“反映出一个对整体真实与整体真理的意识与认识。他不用‘吾学’，而用‘吾道’，也具有深义。‘道’显然兼指真实本体及达致此一本体的方法。……不只是单纯思想的自觉或思虑认识，而是包含了特殊性与普遍性、历史性与前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一个真理实体，对个人及社会形成一个价值目标，也形成一种生活形态” [3]5 。

　　孔子的“道”主要指人道。“孔子的‘道’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它是一个大的道理，具有广大的客观性，它是在人的文化发展当中的人的价值，是人的理、社会的理。” [4]370 孔子心目中有两个理想的政治范本：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二是周代的礼乐文化。在他看来，这二者又是一体的，因为周代的礼乐乃是先王之道的载体。因此，孔子通过礼乐文化的反思达致对儒家之“道”的自觉。在《论语》中，孔子屡屡称赞周代的礼乐文化，他对礼乐文化的反省是深刻而超前的： ( 一 ) 它发现了人性之本常； ( 二 ) 它发现了人性的理想； ( 三 ) 它发现了人的善恶是非的准则。 [5]402 孔子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这就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所体悟出来的是历史之道、人文之道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