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英国社会学家乔斯·洛佩斯（Jose Lopez）与加里·波特（Garry Potter）在其合编的《后现代主义之后：批判现实主义导论》之“导言”中，做出如下断言：“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知识转向必须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到来，因为后者已经难以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有效的知识回应。”无独有偶，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在数年后做出类似的判断：“后现代之后”全球文学理论进入了一种“后理论”的时代。

　　但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理论”时代，到底应该走向哪里？伊格尔顿与洛佩斯和波特一样，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明确回答这一问题的，是与洛佩斯和波特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与神学学者、加拿大西三一大学的齐默曼（Jens Zimmermann）。齐默曼认为，“伊格尔顿意义上‘理论之后’的理论，必须转向对人类现世生活中人性基本欲望问题的探寻，而今日广泛流行的科学客观主义观念，显然难以对诸如宗教、传统、爱、终极关怀等普遍性问题作出完满的回答，因而有必要进行思想与理论的‘宗教转向’。”

　　文学理论发生“宗教转向”

　　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困境与人性尊严及共同本质存有的基本设定，促使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发生“宗教转向”。后现代主义曾经宣称要“解构一切”、“重估一切”，批判理性权威与形而上学神学，以此证成自我主体的天然正当性。但既然独立思考、自由信仰与批判性反省构成了理性社会自我主体建构的基本维度，所以它自然就不允许任何一种观念攫夺思想王者的宝座，哪怕是用以“重估一切”、“解构一切”的后现代思想本身。然而人类理性的内在困境在于，它绝不会允许自我主体建立在无底的深渊或永恒的废墟之上，而是要寻找永恒的根基，以此为自我觅得栖身之所。这样，“自我”这个形而上学的头颅与后现代主义的“尾巴”，就永远难以摆脱西西弗斯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