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过程中，要正确对待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进行冷眼观察，也不能太亲密，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科学地还原作家的创作真相。

　　传记文学历史悠久且广受喜爱。9月7日，瑞典传记文学作家莫妮卡·劳利曾（Monica Lauritzen）在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传记文学的艺术”的演讲，分享自己为文学家写作传记和进行相关研究的心得。

　　传记文学是一种社会分析

　　劳利曾认为，“诗人、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会受到政治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偏见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时甚至会妨碍他们的自由表达。因此写传记不仅是对他人的一种心理分析，更是一种社会分析。”劳利曾的这番话在她后来写作《一个女人的声音》（讲述瑞典女作家艾米莉·弗利格尔·卡尔连的故事）和《真理的道路》（讲述女作家安娜·夏洛特·莱夫勒的故事）两部传记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劳利曾开始写上述两部传记时并未意识到，19世纪的瑞典中产阶级，尤其是女性竟然背负一系列沉重枷锁。如一些宗教手册这样描述女性：她们只有社会和情感能力，没有智慧能力。社会对女性的教育也大多偏重于家庭生活技能方面，希望将她们训练成好妻子、好母亲，因此女性只需学习法语、音乐、绘画、女红和缝纫即可。这些规定对有才能的女性而言无疑是痛苦的约束，她们的智力得不到自由发展，也没有自我价值肯定的权利。直到1921年瑞典女性才获得选举投票权，社会地位此后逐渐得到提高。这个历史背景成为劳利曾创作传记文学的突破口，她开始分析19世纪瑞典的社会状态，分析这两位伟大女作家如何克服重重障碍最终成名。整个写作过程不仅是对作家本身的剖析，也是对当时瑞典社会的解析。

　　女作家艾米莉的人生漫长而富有戏剧性。她出生于瑞典西海岸一个小镇上的海员家庭，年幼时常跟父亲出海远行，15岁就能独自掌舵，儿时的经历给了她很大自信。在父亲的船上，她常听其他海员讲许多奇闻轶事，这些后来都成为她的创作素材。艾米莉28岁时嫁给了一名医生，但很快就成了寡妇，她生了5个孩子，其中3个早夭、1个被迫送给了亲戚，生活十分不幸。为应付生计，艾米莉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其作品包含许多航海故事，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她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勇气，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当时，瑞典的宗教教义开始有了变化，对女性的禁锢有所放松，女性有机会接触文学作品，女性写小说成为可能并渐受欢迎。

　　安娜则出生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创作小说。她在文学上的突破与瑞典的工业革命大背景息息相关。1885年，正值瑞典工业革命时期，新发明层出不穷，当时的北欧社会发生剧变，人口过剩、妇女状况等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问题。安娜的作品大都涉及该类话题，因此受到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