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轶

　　中国需要周庄的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但是，中国也需要李庄的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有两个院所是当初从大陆原班人马和全套图书文献搬来的，那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和数学所。去年赴台任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在史语所，我总是会想到抗战时期重庆郊外的李庄--当时的李庄是国家各大研究院所的内迁之地，名家云集，文人辐辏，其中就包括史语所。

　　对着史语所文献中留存的当年在重庆时的资料图片，我们可能深深地困惑：那么多的图书、图纸、卡片、甲骨，还有那么多的人头骨和腿骨的标本，在那样的炮火连天之中，这批学人拖家带口、辗转流离数千公里，火车、汽车、轮渡、竹筏、轿子、滑竿、徒步--或者明白地说就是一种流亡吧--丢掉了西装革履，损失了金银细软，甚至失去了年迈的亲人、虚弱的幼儿……但他们竟然燕子衔泥般长途押运着这么多的宝贝文献到了大后方。更让人感叹的是，他们竟然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利用这些资料开展了那么多研究工作，这是多么让人震撼的一个奇迹！

　　这是一批读书的种子，也是一批惜书如金的人，或者说是书籍和学术支撑了他们落难的生命。这里有一些关于“书”的细节值得交代。设在李庄镇板栗坳的史语所图书馆是战时中国最完备的文科图书馆。史语所在北平期间对于图书借阅就有严格的管理规定，例如只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方可进入图书室，在图书室绝对不能会客，将图书放错位置者须公函劝告之，借阅书籍被卷角、圈画、污损等更要致函警告等。这些近乎严苛的规定被带到了昆明，又被带到了李庄，因为千辛万苦运来的文献更需要大家的惜重。1942年12月24日，中国营造学社收到史语所专信警告：“贵所还回敝所一批书籍中一册被鼠啮甚剧，恳念藏书不易，转请贵同人惠予爱护。”1943年10月9日，史语所图书馆致函技佐张洪夔：“关于兄所遗徐文长故事一册，傅所长决定请兄照原书定价之百倍赔偿，此法前未作函通知，良用歉仄，如兄日后找到此书寄下，此款仍当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