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一辉 

　　正当内村指责英国之伪善，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诺亚之洪水”，鼓吹日本的使命时，另外一位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则从完全相反的侧面接近这一课题，为寻找我国今后的前进道路作了尝试。被说成是日本纯粹的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的北一辉，也正好在这一时期，与内村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喻成“诺亚之洪水”、寻求“和平之福音”的同时，鼓吹的是穆罕默德的“剑之福音”(《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序言)。当然，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北一辉来说，在武力扩张中制定日本今后的前进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极其当然的事。但是，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北一辉所设定的路线，固然与大隈式的路线不同，也与其他的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路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一区别在于，在北一辉的世界里，面对日本的“生存逻辑”，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没有披上“伦理”的面纱。换句话来说，北一辉与内村相反，是从“生存逻辑”之中寻找“生存伦理”的。正因为这样，作为第三者，他揭露出潜藏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种伪善和虚伪，尝试着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超越这种伪善和虚伪。当然，北一辉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严重错误，在今天，谁都能清楚地看得出来。并且，正像已经指出来的那样，在北一辉的思想中，有着某种思维上的跳跃。但是，北一辉试图树立的使命观中，很明确地显示了一个理论，这一理论是每一个想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状况中彻底探求使命观这一课题的人难以避免的。那么，北一辉是在什么样的思索过程中接近这一问题的呢?在这里，想再一次回顾一下大隈式的路线，从这儿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大隈的“东西文明融合论”这一思想，在现实中，被所谓的“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的对策所保证。还有，因此而弥漫的“令人作呕的道德化”，这里，我想似乎也没有必要再重复了。针对大隈式路线，北一辉首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即从日英同盟与支那保全论二者绝不可能两立这一认识出发，开始发难。“以吾之不肖，坚信支那保全主义与日英同盟绝无两立之理。”(《支那革命外史》第十章)那么，他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呢?北一辉说：“吾等对五年前之支那怀亲近之感，于支那，则将两国同盟视作英国权益之保护，非视为日本之正义。以正义为根本之日本支那保全主义与保持权益之英国资本侵略政策二者之间，即使处于与俄国侵吞势力相对抗期间，外见之上似乎相似，然从其根本精神而言，乃水火之不相容也。”(同上)

　　也正好是这一时期，邻国的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1911)，北一辉表示了异常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旋涡之中。这场革命，给东亚全局的形势带来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尤其是对以“东方之代表者”自居的日本来说，今后采取什么样的前进道路这一点，给予了极大的影响。清王朝崩溃后的中国将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与之相关的还有，列强诸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应政策，这一重要课题，可以说对今后的历史进程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此时，在革命的旋涡之中，北一辉看到的是日本的外交路线中极其悲惨的英国追随主义。众所周知，在中国辛亥革命之际，日本的对中政策陷入了极度的混乱，甚至陷入了所谓形势追随主义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存在着愿意支援南方革命派的以犬养、头山等人为中心的小团体。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存在着以山县为代表的元老派，他们对邻国出现的共和制感到恐慌，蠢蠢欲动，想以清帝为中心，在清帝与革命党之间进行妥协。然而，一旦南北交涉成立，袁世凯(1860—1916)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马上又与英、美、德、法、俄诸国为伙，成为六国借款团的一员，一步一步地介入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战中。北一辉面对日本的如此混乱不定的对中外交政策，日本的“支那保全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再次成了他的设问对象。如果我国希望的是“单纯的权益保护”的话，那么，无论是“使清帝继续存在”，还是“拥立袁世凯”，还是“尽力扩展自己之利益权”，这不都是自我“损害其所谓保全主义”吗?如果“日本诚望支那之复活而力主保全支那”的话，介入六国借款团，“学欧洲各国之经济瓜分，……成为分我一杯羹之要求者，唯恐落人之后”的做法本身，不就是对“以正义为根本之日本支那保全主义”这一理念的背叛吗?北一辉将日本的外交路线定性为“于保全之名义下，扮演走狗，行瓜分之实”。从这些语言中，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出，北一辉的主张与大隈路线是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的。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大隈的“保全主义”，是与“日英同盟”直接连接在一起的，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国家共同协力来开发中国，这就是大隈的“保全主义”。这固然象征了大隈路线的西方式文明进化论的立场。但是，北一辉面对这样的一条路线，向它作了针锋相对的挑战。无论以何种善意来解释，英国之保全政策指英国对中国的保全政策。——译者注，无非为其确保扬子江流域之权益而已，此举明了至极。(同上)在北一辉看来，英国对中国的保全主义政策，无非就是在文明的美名之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副假面具。也就是说，这是西方势力对中国进行直接瓜分的信号。从而，日本一方面不断高唱“保全”，另一方面，与“中国之吞并者”的英国结成同盟，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乖戾。北一辉揭露了存在于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排斥的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