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沈弘 

　　2003年2至7月间，我作为由英国学术院和王宽诚基金会资助的人文学科访问教授，赴英国进行短期的学术研究。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中古英语文学，但在图书馆昏暗的书库顶楼里，我却偶然发现堆满了整整一堵墙的数百卷《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中含有大量跟中国有关的老照片和图片。于是我便临时调整了研究重点，由此踏上了一次漫长而惊心动魄的中国老照（图）片发现之旅。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每天图书馆开馆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躲在这个僻静的角落，屏息静气地观看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一场场大戏的帷幕在我眼前徐徐开启……

　　转瞬间已经十年过去了，但是当时在图书馆书库顶楼靠窗处翻阅厚重周刊合订本的那个场景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使我联想到了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王道士的昏暗密室里翻阅经卷的情景。当时伯希和的心情应该跟我是一样的。

　　一

　　创刊于1842年5月14日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以图像为主要特色来报道新闻的周刊，其影响力遍及欧美亚等许多国家。它的图片收藏堪称是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插图版画和老照片宝库，其内容包括了从1842年至1970年的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仅仅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1842—1901），它所刊登的图片就多达一百多万张。

　　该杂志的创始人是赫伯特·英格拉姆（Herbert Ingram）。1833年至1841年在诺丁汉任印刷商和报刊经售人期间，他注意到了下面这个事实：即每当《每周纪事》（Weekly Chronicle）和《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等杂志刊登版画插图时，它们的需求量总是大幅度增加。尤其是1837年英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托马斯?格里纳克（Thomas Greenacre）谋杀案之后，《每周纪事》结合案件的报道和侦破过程，出版了几期带插图的专刊之后，销售一下子就变得十分火爆，给当时在诺丁汉推销这份周报的英格拉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1841年移居伦敦之后，他便决定要自己创办一份用图像来报道新闻的周报。经过周密的策划，这份售价为6便士，内容庞杂但装帧漂亮的出版物1842年一问世便获得了迅即和空前的成功。首期就卖出了26,000份，年底之前达到了60,000份。6年后又涨到了80,000份，1851年销量突破了130,000份，到了1863年， 销量已经是惊人的300,000份。

　　《伦敦新闻画报》的成功立即引来了世界各国一大批类似刊物的跟风和效仿。法国的《画报》（Illustration） 和德国的《新闻画报》（Illustrirte Zeitung）先后创立于1843年。美国纽约的《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问世于1857年，伦敦的《图像杂志》（Graphic）成立于1869年，接着在1889年又出现了《图像日报》（Daily Graphic）。《伦敦新闻画报》又先后推出了在纽约出版的美国版和在墨尔本出版的澳洲版等。这些刊物与当地的一些插图周刊互争高下，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早在1858年，《伦敦新闻画报》来华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特派画家沃格曼就已经发现，广州的“中国人非常喜欢用《伦敦新闻画报》来装饰他们的墙壁和平底帆船”。1872年，另一位特派画家辛普森（William Simpson, 1823—1899）来中国报道同治皇帝大婚的新闻时，也曾吃惊地发现，北京的大街上居然打出了销售《伦敦新闻画报》的广告，就连上海的舢板船篷的内壁上也密密麻麻地贴满了《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清末最著名的《点石斋画报》最早是作为附属于上海《申报》的旬刊画报于1884年创办的。当时《申报》的老板是英国人，其创意毫无疑问也是受到了《伦敦新闻画报》的影响。

　　《伦敦新闻画报》之所以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一直保持长盛不衰的态势，其成功秘密就在于办报人高标准，严要求，对这份刊物的质量和品位追求精益求精。赫伯特?英格拉姆在创办之初就幸运地得到了英国一位杰出画家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爵士的鼎力相助。吉尔伯特才华横溢，19岁时便在英国皇家美术家协会的会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作品。两年后，他的另一幅作品又入选了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画展。后来他还先后被选为英国老水彩画学会的主席和英国皇家美术家协会的会长。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撑起了这份杂志在创办初期的半边天，如在创刊期所包含的20幅插图中就有8幅是出自吉尔伯特之手。此后，该刊物跟皇家美术家协会和皇家美术学院这两个英国美术界权威机构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1860年英格拉姆及其长子在美国度假时因游船在密执安湖中沉没而不幸遇难之后，他的两位挚友和合伙人帕里（Parry）和乔治?林顿先生便马上又请来了塞缪尔?里德（Samuel Read）和梅森?杰克逊这两位英国美术界的翘楚。杰克逊在其后的25年中担任了《伦敦新闻画报》的艺术编辑，为维护这份周刊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1892年之前，英国还没有将照片和画家的速写直接印在报刊之中的相关技术，必须先将它们制作成版画，然后才能用于印刷。由于制作版画是一项精细的手工活，所以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图像就成为了新闻出版过程中时效性的一个瓶颈。杰克逊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这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发明。他设法将摄影术直接运用于版画的制作，即将照片或速写等图像画面直接印在梨木板上，然后用刻刀直接在这个画面上制作雕版。这样就能保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幅比例准确而又效果优异的印刷雕版。凭借这一先进的雕版技术，《伦敦新闻画报》得以在19世纪后半期各种新闻画报层出不穷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稳坐钓鱼台，保持其在业界的龙头老大地位。

　　为了保持其在英国插图报刊中的垄断地位，该刊物还聘用了当时英国一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如斯蒂文森、哈代、吉卜林、康拉德等为其写稿，以及聘用当时在欧洲最负盛名的一些画家，如辛普森、普赖尔和舍恩伯格等为特派画家兼记者，前往世界各地去采集和报道新闻。在硬件设置上，《伦敦新闻画报》在业界也始终保有最先进的印刷机械和设备，而且总是采用质地最优良的印刷纸张和最先进的刻版和印刷技术。它的那些笔法细腻的版画插图现在看起来都堪称是价值和品位甚高的艺术品。从1892年起，该刊率先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片印刷技术，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相片来逐步取代原来的版画插图。与此同时，刊物内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色彩绚丽、印刷精美的彩页插图。

　　摄影技术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要媒介，在20世纪前半期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中达到了高潮。照相图片以其对微末细节的精确表现，将这两次战争的宏大、残酷和惨烈的场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前所未有的时效性和直观性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迅速地报道出来，使得读者有一册画报在手，不出家门便能知天下大事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一方面，《伦敦新闻画报》也做得非常出色。它所派往世界各地的特派或常驻当地的摄影记者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传来最新的画面和新闻报道，为读者们提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普及和专业摄影刊物层出不穷地涌现，《伦敦新闻画报》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业界优势在20世纪中期不断地受到挑战。由于该刊物的定位并非高端的摄影专业杂志，所以它原来在图像方面的领先优势逐渐消失，读者群也随之逐渐缩小。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该刊物被迫从周刊改为月刊，接着又先后改为双月刊和半年刊。到了2003年，它便寿终正寝，不复存在。

　　二

　　《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创刊之际，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之时。因此从一开始，该刊就有相当数量关于中国的连续性图片和文字报道。对于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典型的载体和颇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创刊初期，由于当时英、中民间交往很少，作为插图作者的画家们大都从未来过中国，平时所依据的几乎全都是第二手资料，所以他们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是有明显隔阂和偏差的。例如《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7月9日的一篇中国报道中关于清军炮兵的插图就有明显的问题：明明是在介绍清军的情况，但图中两位士兵的装束和盔甲却明显不是清代的样式，而更像是明代的。

　　《伦敦新闻画报》第5卷第114号上另有一篇题为《中国水勇》（1844年7月6日，12页）的报道如今读来显得更为荒诞：

　　海德公园角的“唐人馆”刚刚增添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藏品。这个直接从中国收到的藏品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水勇”，据信这是带到英国来的唯一标本。这个水勇坐在一个猪皮筏子上，手里拿着三叉戟等武器。在最近的英中交战之前，他被认为是跟英国水兵旗鼓相当的对手，但现在我们怀疑中国人一定是对用这些可怜的武器来抵抗那些习惯于“统治水面”的英国人而沾沾自喜；而这对于一个拥有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现代最重要发明或发现的民族来说是极不相称的。但有人认为，这种“水勇” 也许在和平时期用于内陆湖的捕鱼更为合适。

　　应该解释的是，“水勇”是以所乘坐的充了气的猪皮筏子当作“马”。他一手拿着火绳手枪，另一只手里的三叉戟上套有铁环，他就是通过摇晃三叉戟所发出的声音来吓唬“蛮夷”的。水勇的身上穿着普通中式服装，裤腿卷到了大腿之上。

　　上面这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当时英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认识是非常有限和不准确的。

　　但这种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1856年开始， 该刊开始往中国派遣特约画家兼记者。从那时起，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该刊特派画家兼记者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发回英国的大量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特约画家兼记者还特别关注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英国国内读者对于中国的好奇心，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其中有关中国的数千张图片和数百万文字向我们展现了清末民初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颇为绮丽壮观的长幅历史图卷。

　　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历史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 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难以找到的珍贵史料；4）由于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其对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是许多其他西文历史资料所不能企及的。由于以上这几个特点，我们认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这些图片和文字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也是对同时期中文史料的一个必要补充。因此它具有很高的出版和研究价值。

　　从1857年至1901年，《伦敦新闻画报》曾经向中国派遣了至少六位有案可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沃格曼（Charles Wirgman, 1832—1891）、辛普森（William Simpson, 1823—1899）、普莱斯（Julius M. Price, 1857— 1924）、伍德维尔（R. Caton Woodville, 1856—1927）、普莱尔（Meton Prior, 1845—1910）、肖恩伯格（John Sch nberg, b. 1844—？）。他们跑遍了华南、华北、山东、山西，采访报道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和现状，向英国国内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其中沃格曼、辛普森和肖恩伯格这三位记者表现得尤为突出。

　　沃格曼是于1857年3月第一个被派到中国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在前往中国的漫长征途中，沃格曼就发回了一系列沿途采风报道：他描写在海上看到的壮丽景观、船上的各色旅客和水手船长、途径一些国家的景色和风情，尤其是关于东南亚华侨的生活习俗。1857年7月17日，《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沃格曼从中国发回的第一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随后便是每周一期的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他的视野不仅仅停留在战事的进展上，而且尽可能广泛地介绍他亲眼所见的各地风情，例如摘茶女、清军旗手、婚礼、广州市井、商船、轿子、街上的行人、广州城在英军炮击所起的大火、与清军作战的太平军、海盗、香港、上海港、中国的刑罚、旗帜、服装、外国货轮、英国军舰、大禹陵、中英天津条约、达赖喇嘛、广州施舍站、小偷在街上受鞭挞、繁华的商业区、佛教寺庙、中医、香港跑马场、香港画家、台湾人的生活习俗、大连、旅顺、天津与潮白河、中国的春节、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国妇女的发型、洗衣服的方式、琉璃厂古玩街、北京的马车、茶馆、潮白河上小孩的滑冰方式，村民的生活和娱乐方式，等等。当然，作为战地记者，他所报道的主要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进程和各次具体战役的细节，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要数火烧圆明园。他的中国写生作品和系列报道在当时的英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持续好几年的“中国热”。

　　沃格曼的数十篇随军战地报道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尤其是那些他在现场所画栩栩如生的战地速写堪称独一无二。他的文字报道也很有特色，除了反映基本事实，如英军和清军双方的参战和伤亡人数，每次战役英军所攻克的炮台数量和名称，所缴获或破坏的大炮门数等中文史料中往往忽略的方面之外，还经常有自己独到而细致的观察和感受，能给人一种目击报道所特有的强烈现场感。

　　沃格曼跟另一位英军随军记者，即意大利摄影师贝阿托（Felice Beato, 1832—1909）之间的私交不错。如上面这张老照片所示，两人在广州时经常形影不离，留下了不少合影。贝阿托以摄影见长，而沃格曼则以绘画取胜，同时文笔也相当优美和流畅。他俩在新闻报道上一唱一和，互为补充，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贝阿托在圆明园被烧毁当日所拍摄的六张清漪园照片是目前唯一能够找到的现场历史照片；而沃格曼所画英法联军占领的安定门瓮城、城门下北京市民们围观英军哨兵和《京报》记者抄写英军最后通牒的场景， 以及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在英军护卫下通过安定门进入北京城的宏大场面等图像，也同样珍贵和重要。沃格曼和贝阿托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英军派到清漪园去纵火的那支部队的采访报道。除了珍贵的现场图像资料之外， 两人还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报道。而沃格曼所提供的众多细节描写为后人考察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参考。

　　辛普森也是英国著名的写生画家和战地记者，曾被派往40多个国家去报道那儿的战争、风土人情和其他重大事件。1872年，他被派往中国报道同治皇帝的娶亲婚礼，该系列报道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得西方的“中国热”再次急剧升温。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伦敦新闻画报》几乎每周都刊登他的中国报道。这些报道文章和图片的题目包括去中国的航行、邮船在红海、客轮上的礼拜仪式、包令爵士、在家中的中国人、北京的皇家婚礼、举行大婚的同治皇帝、新娘的公主府、北京的街景、在北京做圣诞节布丁、中国的婚礼习俗、北京的教会男校和女校、天坛、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寺庙、街头木偶戏、送京报的男人、死婴塔、孔庙、国子监、射箭的满人、英国公使馆、北京的贡院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贡生、上海的当铺、汉口的英国人剧院、天津见闻、纺线的农妇，等等。辛普森不仅绘画技艺出众，能准确把握中国人的形象特征，而且文笔很流畅，知识渊博，写出来的文章很吸引人。

　　同治皇帝大婚是辛普森首次来华采访报道的重头戏，所以与此相关的几篇报道文字描写特别精彩，将清朝八旗如何挑选和训练秀女、大婚之前如何在北京大街上展示各地送来的礼品和皇帝的聘礼，以及大婚那天晚上婚礼行列又是怎么把新娘迎娶到紫禁城里的整个过程颇为详细地介绍给了西方的读者。由于清朝皇族的婚礼严格实行萨满教的神秘礼仪，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必须在半夜时分从公主府出发，不同的方阵都各司其职，不仅要边走边舞，在大街上走出特定的路线图案，而且还要有一个钦天监官员手持标有刻度的焚香在一旁控制和调节婚礼行列的行进速度，以便在某个吉时能让新娘的花轿准时进入紫禁城的大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禁止旁人窥视的。萨满教的某些神秘礼仪有时令现代读者颇为费解。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曾经专门请教过北京一些研究萨满教的学者，根据他们的评价，辛普森报道中所透露的一些皇家婚礼细节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辛普森关于这次皇帝婚礼所画的相关插图也格外出彩，其中两幅曾被选中作为《伦敦新闻画报》的封面。

　　辛普森的其他报道也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例如他在1873年3月22日的一篇题为《北京见闻》的报道中详细描述了置放在北京孔庙中十个刻有诗歌铭文的石鼓，不仅追溯了这些石鼓文的渊源和意义，而且还特意用画笔直观地表现了其中一个被破坏和改凿成马槽的石鼓。这篇报道的中译文经本文作者在《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之后，武汉有一位专门研究石鼓文的学者如获至宝，认为它给中国国宝级文物留下了一个珍贵的记载。在上述同一篇报道中，辛普森还详细描绘了一位在紫禁城边一条街上如何将盛有《京报》的褡裢放在左肩上，徒步将它们逐一发送到订户家中的京师传信官。类似这样的现场目击报道在中文史料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肖恩伯格是一位奥地利画家和驰名欧洲大陆的战地记者。他是《伦敦新闻画报》为了报道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远征北京而于1900年被派往中国的。当时该周报已经开始大量采用照相技术来进行背景介绍， 以及人物和事件的资料报道。然而，由于当时的照相机比较笨重，成像时间较长，以及整个摄影程序比较复杂， 所以战地现场报道仍然依赖于画家的速写。肖恩伯格到达北京之后，发回了数量惊人的速写图片和文字报道。这些报道文章和图片的内容包括京师场景、义和团招兵买马、过水闸的义和团、教会学校、北京的场景、西伯利亚东部的战场、英国公使馆内的联军士兵、中国的茶馆、从天津到北京的艰难历程、天津的冬夏场景、李鸿章在满洲里向蒙古人征收贡品、满洲里的县官审问俄国人、义和团的军队、重庆和山海关、大沽炮台的陷落、潮白河场景、联军行军中的幽默、义和团的反洋教宣传、慈禧太后、西伯利亚边境的中国人、俄军在天津郊区巡逻、孟加拉骑兵押解义和团俘虏、中国的剃头店铺、日军骑兵的冲锋、北京城墙上的近战、北京的城墙、清军在松江、八国联军在北京逐家搜捕拳民、见证拳民的刀枪不入、保卫英国公使馆、俄军骑兵在总理衙门、白河上的舟桥、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联军军官们一起进餐、联军在北堂做礼拜、孟加拉骑兵在开往北京的路上、联军炸西山大白塔、联军在天坛庆祝阿尔马战役纪念日、英军经水门进入北京内城、英军占领哈达门、英军攀登北京城墙、联军占领山海关、摧毁中国寺庙、中国旅店的炕、英军在八大处侦察、运河上带帆的雪橇、联军向保定府出发、英军押解中国苦力在丰台抢修铁路、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入北京、英俄商讨共修铁路、英军抢劫珍宝作为献给女王的礼物、联军拍卖抢来的物品、中国的经轮、瓦德西视察英军、中国官员要求跟德国公使面谈、在天津府审判拳民、关在天津衙门里的两个女拳民、英军从乡村抢来的物品和地契、北京的万国俱乐部、英俄在天津的冲突、英军下令拆毁天津城墙、铁路修到北京天坛、李鸿章的直隶衙门、北京街景、美军登上北京城墙、联军在天津的墓地、蒙古亲王携猎鹰出猎、中国的一个花园招待会、巴夏礼、英军挖出清军埋藏的德国钢炮、醇亲王向德皇谢罪、辛丑条约的签订， 等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肖恩伯格具有相当深厚的绘画功力，在他的现场速写中有不少被制作成了画幅很大的插图。

　　综上所述，沃格曼、辛普森和肖恩伯格这三位《伦敦新闻画报》特派中国的画家兼记者从不同的角度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做了翔实而相对客观的目击报道。他们的系列报道视角独特，内容充实；不仅是珍贵的史料，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读物。如果收集比较齐全的话，这三位特派画家兼记者的报道文章和图片均可独立成卷，并组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系列。其他三位特派画家兼记者发回英国的文字报道和图片则相对来说要少些：普莱斯应该是被派来报道中法战争的，但是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似乎较长，或者他曾数次来过中国。伍德维尔来中国主要是为了报道甲午战争，而普莱尔在华的时间是1899年，即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