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有农人、商人、工人、官人、文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过，无论如何分门别类，文人之谓搁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些另类的味道。这味道，源于书，源于读书，源于读书人那一点与众不同的脾性。

　　蔡元培先生有两对题联，颇能勾勒这样的脾性。其一，悬于他的书斋，“都无作官愿，惟有读书声”；其二，题于浙江桐乡吕留良纪念亭，“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蔡先生一生，革命，从政，办学，呕心沥血，多有担当。但不管身份如何变换，他最看重的恐怕还是“读书”——以读书为贵，以报国为念。也许正因为读书人的这点脾性，他会在学界和政界频繁切换，始终不脱书生意气。

　　这一点“书生意气”，在中国的传统里很有些讲究。“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在古老中国的读书人看来，读书不只是“修身养性”的风雅之事，更是可能需要捐躯赴难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读书，是有责任的。无论黎民疾苦，还是道统存废，又或是天下兴亡，中国读书人的书向来是沉甸甸的。千百年来，读书人虽则往往“命如纸薄”，但终归“心比天高”。居庙堂之高也好，处江湖之远也罢，读书人在风雨飘摇之中，独有一份关于责任的自持和坚守。或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或是“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这种精神传统，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关头，尤其是近代传统中国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更显出灿烂的光辉。生死荣辱之间，读书人自有一番卓然不群的取舍。

　　读书的责任，绵延传承，蔚为大观。鲁迅先生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中国的脊梁”也是对读书人十分精当的概括，而读书人也通常以此自任，甚至有一种舍我其谁的“私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类核心价值的实现，道德良心的守护，理想社会的达成，似乎都是读书人独自担当的事情。这种责任观念和自我定位，根深蒂固，庶几可算作中国读书人的潜意识。

　　毫无疑问，中国读书人有浓重的精英心态，而一般大众也欣赏这样的心态。读书应有大抱负，不该为稻粱谋，否则便落下乘。虽然有时候，心高气傲的读书人看上去喜好高谈阔论，不免有些迂腐气，但若为五斗米而折腰，身上沾满铜臭味，则几乎是不可原谅的事情。所以，对于中国读书人而言，读书和责任是一对固定的搭配——读书是为了践行责任，践行责任的最好方式是读书报国。古人有诗云：“不学方知愧，无才信是贫。文童宁小计，报国最是真。”没有责任，读书作文不免沦为“小计”，而为了责任，读书人投笔从戎，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人们满心倾注于读书之中的责任和意义，虽代有不同，但实质如一。在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体系中，这些责任和意义基本是贯通无阻的，即使偶有磨擦，也只是加深认同的另外一种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由臣民到公民，读书的责任和意义呈现出更多的多元性和层次性。区别于传统中国“利出一孔”的社会体制，在越来越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读书及其责任显出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在衡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文明程度中，与读书有关的指标已经成为“软实力”的重要象征。比如许多研究社会转型和民主化的著作已经表明，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是解读一个社会如何发展、转型乃至发达的重要视角。从一个侧面来说，关于读书的种种统计参数，当是一个社会“软实力”的重要标记。显而易见，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需要这样的“软实力”来助推和见证。虽然，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实用性，多少消解了传统中国读书和读书人所惯有的神圣色彩，但实际上，这是读书内含的力量与责任日益普及的过程。

　　4月，是全民读书月。人们总有感叹，书越来越多，读的书倒是越来越少。这是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映衬的结果。所以，读书月的设计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不过，在中国特有的读书传统之下，这样的节日，与其说是一种提醒与激励，不如说是一种别致的纪念。它所要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强调“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勤勉态度，更是重申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由读书所养成的精神气质和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