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初，《日瓦戈医生》俄文书稿以两个微缩胶卷的形式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这个偷拍的小说拷贝，却没有向美国同行透露是如何搞到手的。这部小说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激起兴奋的波澜。弗兰克·威斯纳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主管，为他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描述《日瓦戈医生》是“斯大林死后出自苏联作者之手的最为异端的文学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在书中传递了人文主义信息，对苏联为共产主义制度牺牲个人的道德观念构成根本性挑战。作者提出，人人都有权享有个人生活，人不论其政治上是否忠诚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大小，都理应受到尊重。”苏俄处处长约翰·莫里写道，“小说中并没有号召起义推翻当局的内容，但日瓦戈医生鼓吹的政治被动性从根本上属于异端邪说。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对当局提出参与行动并从感情上投入官方运动的要求，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保持被动的力量胜过了当局赞成的政治‘积极分子’。他甚至进一步大胆暗示，没有那些狂热分子，社会的运作会更好。”

　　莫里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希特勒入侵苏联时，他曾在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大使的海军助理随员。“二战”期间，他在苏联摩尔曼斯克服役，根据《租借法案》，执行美国向苏联提供价值一百十亿美元物资的行动。然而，莫里并不喜爱这个前同盟国。他赞同一种信念，认为要理解苏联的行动，最好通过棱镜回顾苏联的历史。他的一位同僚说：“他认为，苏联政权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并认为克格勃的根可以追溯到伊凡雷帝。”

　　中央情报局的苏俄处成员中有第一代或第二代俄裔美国人，其中很多人的家庭是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逃离的。

　　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认为，应当出版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不过英国人“要求在美国以外出版”。这一建议确立为中央情报局的政策。他们认为，在美国出版俄文版图书比较容易让苏联抓住把柄做宣传，如果在欧洲一个小国家出版，就不易招致这种麻烦。此外，他们还担心，美国公然参与，会被莫斯科当局作为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口实。小说的意大利文版面世不久后，中央情报局职员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建议，《日瓦戈医生》“应当出版外国语种尽可能多的版本，在自由世界最大限度地发行，为之欢呼并考虑推荐作者得到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

　　虽然中央情报局希望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能吸引全世界的关注，也包括瑞典学院的关注，但没有迹象显示，中央情报局考虑印刷俄文版的目的是帮助帕斯捷尔纳克赢得这一奖项。

　　中央情报局参与操作《日瓦戈医生》得到了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白宫通过其监督秘密活动的“行动协调委员会”，授予中央情报局控制权，让它全权处理对这部小说的“利用”。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这一行动的敏感性质，无论如何不能透露出美国政府插手此事”。因此，政府没有让国务院或美国新闻署公开宣传这部小说，而是采取秘密手段，防止“报复帕斯捷尔纳克个人或其家庭的可能性”。行动协调委员会口头向中央情报局发出指导方针，要中央情报局“作为文学作品，而不是冷战宣传品”推销这部小说。

　　中央情报局非常钟情于利用小说、短篇故事和诗歌等文学作品。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等都是他们属意的作家。书籍可用作武器。如果一件文学作品在苏联或东欧看不到或受到禁止，这部作品或许对苏联构成挑战，或者与苏联现实形成对照，中央情报局便要设法把这部作品送到东欧集团的公民手中。到了1958年，冷战已进入第十二个年头。不论原先对解放东方“沦陷国人民”存在过什么幻想，当美国等西方强国对布达佩斯流血事件无能为力时，这些幻想便彻底破灭了，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透过铁丝网窥视而已。美国无法在东德1953年的暴乱中提供援助，也无力帮助波兰人1956年的起义。任何人都不支持干预，唯恐冲突升级，触发掌握着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出于这个简单的理由，共产主义无法被击退。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全球政治战中，中央情报局从事着与克里姆林宫的无情争斗。这一努力的意图是向以西欧为基地的北约提供支持，反对苏联的宣传，挑战苏联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中央情报局相信思想的力量，新闻、艺术、音乐、文学等形式可以慢慢腐蚀苏联当局及其本国和东欧卫星国的人民。中央情报局在打一场持久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在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发起恶毒的反共运动过程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要想请求国会拨款给国务院或政府任何部门用于公开资助左翼组织，或者促进在欧洲的艺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直接针对共产主义集团的行动，国会也宁愿支持一些实际活动，而不是支持表面上没有活力的图书出版。中央情报局当时的财政预算充裕，做这种事绰绰有余。情报局怀着真正的热情，相信冷战也是文化战。当时有一种意识，认为每年千百万美元的资金可以支持诸多活动，这些活动将“表现出多元化的和不同的观点，与自由探究的观念融合在一起。结果，美国支持的组织代表和成员表达的观点，在许多情形下与其支持者的观点并不一致……公开展示非正统观念是一种武器，可以对抗行动一致的庞大共产主义，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有成熟的观念”。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资助机构之一”，规模堪比福特、洛克菲勒及卡内基等基金会。

　　哈里·杜鲁门总统不喜欢和平时期保持美国情报机构。报纸和一些国会议员对“美国的盖世太保”公开表达了顾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政府机构中便有人对插手地下秘密活动感到厌恶。但是随着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加剧，对杜鲁门所称的“集中窥探”似乎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需求。中央情报局诞生于1947年，国会除了授权其收集情报外，还授予这个间谍机构权力，执行“透过情报工作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功能和职责”。这一表达模糊的授权为秘密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那些秘密活动无法追查到中央情报局头上，美国政府也可以矢口否认。不过，中央情报局的法律顾问起初拿不准，不经国会授权，情报局是否可以采取这类“黑色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