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出版，正来到自己发展的十字路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教材在内的教育图书是出版产业的基础，尤其对于地方出版而言，很大一部分产值都来自于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业界里，教育出版也向以实力相对雄厚而自矜。自《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印发，明确对国有出版企业社会效益指标考核的权重占50%以上，教育出版，其社会效益指标将如何体现？

　　在大众化数字阅读基本被运营商和电商平台垄断、专业数据库服务优势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出版集团均寄希望于控盘能力较强的教育出版领域，把数字化教育作为产业转型的最后机遇。数字出版大潮袭来，然而，能形成稳定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者寥寥无几。“互联网+”的新时代，教育出版的线上机遇究竟在哪里？

　　集团化建设将是一个新的平台，以协同效应，更好发挥核心产品优势，同时在传统资源基础上进行升级、拓宽和延伸。就在今年，浙教人率先成立浙江教育出版集团，首探扩容出版链的教育综合服务提供商道路，更踏出专业出版集团的发展之途，据本报了解，安徽、湖北教育出版集团也已在酝酿之中。教育出版如何重塑企业边界，破题教育出版升级转型，迈入产业化、集团化、品牌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安徽教育出版社承办的第37届华东地区教育出版社社长年会近日在安徽太湖县举行，会议提出的“双效统一、融合发展、角色重塑”等议题引起了多方关注。中部、华中、中南、华南等地的教育出版社代表同时与会。

　　教育出版，升级文章如何写就？

　　勿让“拳击手”短跑

　　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郑可首先抛出的话题是，编教辅的编辑，编书编了很多年，到了50岁，还是解决不了副高职称，因为没有获奖图书。而一般图书编辑，可能30岁就解决了副高职称。“上级单位考核教育社，是用考量一般图书的尺度。”

　　都说出版应该专业化，在郑可看来，一位长期从事教辅编辑工作的编辑，如果让他转行到一般图书编辑岗位，实际是一种跨行，因为资源、人脉、把控都不一样。他以运动员做喻：“可以把教育社比作拳击运动员，体重重，比较壮，力量大，但让他跑一百米，是吃亏的。”

　　现在，安徽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民要求集团所有二级法人重新调整绩效考核体系，拉开差距，但安徽教育出版社所出图书大多是教材教辅，都是社属项目，是编辑无法左右的。如此，如何拉开编辑的绩效差距？

　　显然，安徽教育社遭遇的问题，正是专业教育出版社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十三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就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的迷惑是，评职称、评劳模、出版奖项，做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的更容易获奖，好像更有品味，编辑也更容易评上编审。比如，我社班子的两位成员在评编审的时候，就有人质疑，论文发表得不够全面，获奖书几乎没有。”作为高评委，苏教社社长顾华明的回应是，苏教社的教材体系在全国来说也是有一定地位的。编教材，编与国家教育大纲相适配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教材体系建设，包括对中小学教育改革方向全力配合的出版行为，就是我们的社会效益。”

　　在顾华明看来，国有出版集团确实要更强调社会效益，凤凰教育出版社就始终把社会效益和文化属性放在第一位，当然，其中的社会效益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教育的服务上。现在，苏教社已经成立了编辑评审委员会，对内容生产加强把关。由此引申的话题就是，如何评价，如何进行绩效考核？

　　苏教社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分社制，每个分社的权重和考评的系数标准是有差异的。涉及教育学科、年龄段、不同教育方向，苏教社设立了七大分社，包括学前、小学、中学、高等教育、社会教育、艺术素质教育分社等，按照教育部十年发展规划纲要来设计产业链和出版结构。在强调社会效益和文化特色的前提下，采取分类指导原则。对此，顾华明概括为：“一般图书要抓品牌建设，要抓市场占有率；而教育出版有其特殊形式，要围绕教育大纲、教育政策，围绕教育服务的使命，显然不能简单分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需要推出一揽子的考评标准。要承认教育出版业态的不同，分条分块解决。”

　　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做法则是，对社里的学术出版中心不做经济指标考核，只做社会效益考核，学术出版中心的员工收入水平适当低于社里的平均水平，但只要做出成绩，则予以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