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如果从题材方面看，最成熟或成就最大的，应该莫过于乡土文学或农村题材。《创业史》《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白鹿原》《秦腔》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写进了文学史。它们讲述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它们提供的经验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经验。这个巨大的传统一直延续着，至今不衰。2016年《当代》杂志在评选年度最佳长篇小说时，格非《望春风》、贾平凹《极花》、葛亮《北鸢》、方方《软埋》、付秀莹《陌上》等获年度五佳，除了葛亮的《北鸢》之外，其他四部均为乡土文学。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看法并非虚妄。

　　当然，这里不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乡土文学的成就或问题，而是选择那些近年来与当下生活切近、密切联系现实并对当下乡村的巨大变革表达了不同情感立场的乡土文学作品作为对象，看我们的作家是如何讲述乡村变革、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进行处理的。显然，这一问题的提出，是缘于当下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面对人类历史上这一从未发生过的乡村变革，作家以他们不同的认知方式，表达了不尽一致的情感立场和态度。于是，转型时期的“乡村中国”在不同的讲述中，仿佛处于不同的时空。

　　对乡村中国不同的认知和讲述是完全正常的。对于乡村中国的判断，既要看到历史合目的性的总体性，也要看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人群甚至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如果把从某一角度看到的乡村轻易指认为乡村中国的全部，其片面性暴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书写乡村中国问题的作品，本身也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讲述乡村中国的三种方式

　　近年来，对乡村中国的文学讲述，大致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吴玄的《西地》《发廊》等小说。这些作品讲述的是，无论是留在乡下还是进城，人心都变了，“所以，我叙述的故乡不是一个温暖的词语，不是精神家园，更不是一个乌托邦”。吴玄在小说中表达的认知，与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大体相同。梁鸿尖锐地讲述了故乡多年来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她讲述了她看到的为难的村支书、无望的民办教师、住在墓地的一家人等。梁庄的人心已如一盘散沙难以集聚，乡土不再温暖诗意。

　　另一种是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麦河》。这些作品以乐观主义的情绪表达了乡村变革可以期待的未来。生机勃勃的楚王庄和鹦鹉村，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可以看到未来的。周大新和关仁山在描述当下乡村变革的同时，也预示了这一变革的前景。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全部复杂性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实践。楚王庄和麦河两岸正在探索和实践的道路透露出曙光。

　　还有一种就是刘亮程的《凿空》。阿不旦在刘亮程的讲述中是如此的漫长、悠远。它的物理时间与世界没有区别，但它的文化时间一经作家的叙述竟是如此的缓慢：以不变应万变的边远乡村的文化时间确实是缓慢的，但作家的叙述使这一缓慢更加悠长。一头驴、一个铁匠铺、一只狗的叫声、一把坎土曼，这些再平凡不过的事物，刘亮程津津乐道。虽然西部大开发声势浩大，阿不旦的周边机器轰鸣，但作家的目光依然从容不迫地关注那些古旧事物。这道深情的目光里隐含了刘亮程的某种拒绝或迷恋：现代生活就要改变阿不旦的时间和节奏了。阿不旦的变迁已无可避免。于是，一个“两难”的命题再次出现了。《凿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怀旧，事实上自现代中国开始，对乡村中国的想象就一直没有终止。无论是鲁迅、沈从文还是所有其他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一直存在一个不能解释的悖论：他们怀念乡村，但他们是在城市怀念乡村，是城市的“现代”照亮了乡村传统的价值，是城市的喧嚣照亮了乡村“缓慢”的价值。他们享受着城市的现代生活，又要建构一个乡村乌托邦。就像现在的刘亮程一样，他生活在乌鲁木齐，但怀念的却是黄沙梁——阿不旦。在他们那里，乡村是一个只能想象却不能再经验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