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思想史论稿》张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30.00元

　　通过细读莱辛作品，张辉非常敏锐地发掘出了器物所承载的人物、制度，乃至更深层的文化意义。

　　张辉治中德美学交流史有积年之功，对德国美学之东渐尤有专深之研究，尤其凸显一种审美现代性问题，他曾强调：“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比较而言，德国文化进入中国，更多的是以其独特的思想性见长并因此而受到中国学人的关注的。这与德国文化深厚的思辨传统不无一定的关系。”应该说，这一论述追踪到晚清以降的德诗东渐源头，可见用功之深。单世联也曾专门探讨德国思想与20世纪中国的可能渊源，从一个个具有中国现代思想史意义的人物中剥离出其思想成分中的德国资源与背景，其指向则在“反抗现代性”，而之所以探讨“德国思想与20世纪中国，不仅意在推进中国批判理论的确立，也期在对中国现代化运动引进一种张力”。两种思路，可以相映成趣。

　　而张辉的《文学与思想史论稿》虽非专著，但却在若干维度上更见深入之推进。譬如，作者试图通过希腊来激活德国，洵见其慧眼。对于古典德国的兴起而言，希腊之光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文学史的外来因子，就会意识到这种联系有多么密切，温克尔曼最简洁精练的概括是所谓“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edleEinfaltundstilleGr??e）；歌德说“首先学习古代希腊人的东西，永远学习希腊人”；赫尔德干脆要求“希腊艺术应该占有我们，应该占有我们的灵魂和肉体”……所以看到作者论述“莱辛《拉奥孔》中的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的准绳：《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不由心有戚戚焉。翻读之下，果然有收获。作者细读莱辛作品，譬如从《拉奥孔》中去发掘荷马资源，认为莱辛是想用荷马史诗“所呈现的自然而流动的生活与现代人所虚构的所谓拉奥孔式凝固而静止的生活形成对照”，“更是他探究人与人不同属性的需要”。我觉得这其中很精彩的是对莱辛在《荷马史诗》中“物体”意义的发掘的表彰。

　　莱辛是非常具有天赋的诗人与批评家，他的眼光相当之敏锐与高明。譬如关于荷马史诗中器物的论述，他认为：“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叫做‘物体’。因此，物体连同它们的可以眼见的属性是绘画所特有的题材。”但这还不完全：“全体或部分在实践中先后承续的事物一般叫做‘动作’（或译为‘情节’）。因此，动作是诗所特有的题材。”不仅有理论阐释，而且借助文学文本，莱辛进一步分析具体器物的意义，譬如在《拉奥孔》中讨论阿伽门农之笏、阿喀琉斯之笏，他认为，荷马“不描绘笏的形状，只叙述笏的历史”。而是深入挖掘出这区区之笏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对于荷马，重要的事不是描绘两根材料和形状都不同的杖，而是要使我们对着两根杖所标志的权力的差别得到一个生动的感性形象。前一根杖是火神的作品，后一根杖却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人从山上砍下来的；前一根是一家贵族的传家宝，后一根却碰巧落到谁手里就归谁掌握；前一根由一个国王用来指挥阿尔戈斯全境和许多岛屿的人民，后一根却由希腊人民中间某一个人掌握，这个人和一些旁人同受委托来维持国家的法律。这就是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两人之间实际上的差别，连阿喀琉斯本人，尽管在狂怒之下，也不能不承认这种差别。”当然，关于器物的描写还可深入探究下去，尤其是莱辛不仅分析了笏，而且还比较了盾，有大量文本的引述，足见其慧识多思。作者揭示说：“在莱辛那里，是物体展示了不同的人，而不是相反，行动的人退化为物体。更重要的是，尽管等级制的古代政治秩序需要接受现代性的审视，但是，人性的高下、优劣、贵贱之分，却不会因为等级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应该说是非常敏锐地发掘出了器物所承载的人物、制度，乃至更深层的文化意义。而在这个方面，我们的重视确实很不够，值得特别予以揭示。

　　冯至与德国的关系，似乎是比较文学的一个保留项目，就我自己而言，从来不愿为某一个特定研究对象停留过久的时间。即便如此，也是不断地回到冯至，不是因为冯先生有多么的了不起，相比较蔡元培、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他确实还是要“稍逊风骚”；但由此可见，他在学科史、中德文化关系史上的重要位置。此书重作冯妇，探讨的则是“1920年代：冯至与中德浪漫传统的关联”、“寂寞与忍耐：透过里尔克看冯至对现代自我的探索”，前者显然仍不外乎传统的影响研究，后者则想探讨“一个区别于现代精神主旋律的、断念的自我，一个敢于幽暗而不懈努力的自我”。如果考虑到张辉此前已有专论《冯至——未完成的自我》（文津出版社，2005），从分析冯至的若干自传与传记入手，以较为全方位的视角鸟瞰诗人“在否定里生活”的生命故事。应该说他的冯至研究总试图独辟蹊径，且前后关联，在此处尤可见其试图以旧瓶装新酒的努力和勇气。不过，总体来说，此类题目因为涉猎者太多，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掘、新视域的打开或新方法的运用，确实很难做到“别出手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陈寅恪能从习见的材料中引发新义，让人九曲回肠，真是让我们心向往之，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建构起非常丰厚的知识与学养基础，而且要有一种超越通脱的文化情怀。改革三十余年来，物质财富大大进步，然而在精神层面我们似乎是离前人日益遥远，竟何以然哉？所以，在不断攀升中力求有所推进，是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和学术使命，正如作者所言，“诗与哲学的争纷，是精神界永远无法停止的战争。谁宣告这场战争已经结束，谁以为胜券在握，谁就离真正的城邦越远、使诗与哲学的内在统一遥不可及。”我们始终是在途中，在陈寅恪先生所昭示的文化托命途中，在人类精神界巨子诗哲元一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