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选自“复旦百年经典”朱东润1940年撰《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为其散佚之文，属首次公开结集出版。本文由朱东润著作整理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对原文在当时背景下的用语风格、文字习惯、注释体例等方面予以保留。

 著名文学史家朱东润

　　司马迁没能写好汉武帝

　　史家对于所写的时代，根本不能明了，于是一切的叙述，都经过一种歪曲。这种情形，在《史记》里狠容易看到。司马迁对于汉武帝一朝的史迹，充满了怨愤，因此也就不能理解。本来武帝这一朝，在中国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许多上古的遗风，到这一时期截止；许多中古的习尚，从这一时期开始。在这个时期里面的人，因为时代太近了，也许看不出转换的痕迹，这原是狠自然的，但是像司马迁那样地不去了解所写的时代，不能不算一件少有的事。

　　《史记·匈奴传》赞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这里我们看出他的讽刺，所以在《平津侯传》和《平准书》里，对于公孙弘、桑弘羊都有深刻的不满。尤其是他对于卫青、霍去病的批评，更常常从字外看到。（略）本来汉武帝最大的政绩，在对外方面，固然平东越、南越，灭朝鲜，开西南夷，不能不算好大喜功。但是对付匈奴，这是为着了整个民族生存的问题，实在是不得已。开西域以断匈奴的右臂，也是不得已。

　　自汉高祖以来，经过了孝惠、吕后、孝文、孝景诸朝，以至武帝底初年，中国不断地用纳宗女、献岁币的政策对付匈奴，然而匈奴还是继续地南侵，沿边诸郡，自辽东、辽西、右北平、雁门、云中、九原，以至北地、上郡，没有一处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后武帝才决定采用贾生底策略，实现文帝底决心。起初用韩安国、李广、王恢诸将，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大将之才，所以不能成功。其后一切的战畧，都由武帝独断，恰恰遇着卫青、霍去病承意顺命，如臂使指，当然攻无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幕南无王庭之后，中华民族才得到喘息的机会。

　　以后再由元帝收拾全局，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大功，还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要说将相的人才，当然陶青、刘含、许昌、薛泽这一班贵胄不是相才，连带公孙弘、刘屈牦也不是相才，韩安国、李广、王恢这一班战将不是将才，连带卫青、霍去病也不是大将之才。但是有甚么关系呢？当时的汉武帝便是第一等的相才，第一等的将才。

　　以第一等的人才，当着民族存亡的关头，领导民族抗战的事业，偏偏遇着一个不能理解的史家，认为好大喜功，认为将相无人，实在是历史上的奇事。司马迁对于当时的认识，既然不够，于是认定卫青、霍去病阿谀顺旨，以和柔自媚于主上，当然两人底列传，也止写成了这么可怜相的篇幅。幸亏《武帝本纪》失去了，后来拿着半篇《封禅书》权行代用，否则要是司马迁底原本具在，那么不仅是武帝底生平会写得全不对题，连带地也更加降低了《史记》底价值。

　　项羽因失于奖赏输给刘邦

　　论到项羽底失败，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那么其中最大的原因，或许恰如陈平等所说：项羽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的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 ”。倘使我们把殷周之间的遗风，以及春秋、战国之间的故事，甚至秦始皇平六国之际的情形看过，当然知道这是自古以来相传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本意。项氏世世将家，知道这是古代的遗风，我们无从菲薄项羽。但是就在他争天下的时期，整个时代已经不知不觉地变了。

　　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底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底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底成功的因素，就在不惜名器，所以一到南阳就封宛守为殷侯，陈恢为千户，入关中以后，部下封执珪、执帛，乃至封侯者就不少，以后一路的胜利，完全得力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