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是一种主观行为，叙述风格因为叙述主体的不同而迥异，不同的叙述风格形成不同的历史文本

　　文艺是用生动的存在悄然改变人们的观念，从信息传播的有效性角度，文艺的影响应该更大，因而文艺对于历史的叙述应该保持审慎态度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对于这场战争历史细节的叙述，无论是“量”还是“质”，都远远不能与八年的艰难时空相匹配。我们既缺少战时的第一手叙述，也缺乏战后的令人信服的追忆和反思

　　历史有没有“本质化存在”？答案是“有”，否则便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不可知论。那么，谁掌握历史的“本质化存在”？基督教徒认为是“上帝之眼”，中国老百姓则认为是“老天爷”。“上帝之眼”也好，“老天爷”也好，这两种说法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在已经逝去的时空里，存在着一个很难企及但确实存在的客观历史。

　　谁在叙述历史

　　历史一旦走过“彼在”的客观时空，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就只能通过各种转述和记忆进行信息比对，而历史的完整信息在一次又一次的转述和记忆中不断地“沙漏”，同时也不断地“捡漏”。因此，对于历史的认知，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后人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尽可能地靠拢“彼在”，接近历史的真相。希腊语中“历史”一词的词根是“historia”，其原义就是“调查”“寻找”“研究”，它说明人类在早期对于历史真相及本原的认识就是清醒的。

　　文化理论家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里写道：“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性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从逻辑上讲，不仅后世之人藉由前世遗留的各种叙述文本进入已逝的历史，即便是当其世者，接触和把握的信息也是局部的和零碎的，也需要藉由他人的叙述了解当时的信息。那么，谁在叙述历史？谁在建构历史的不同文本？

　　目前认为主要有两类叙述者。一类是具有历史自觉意识的撰史修志者，他们通过掌握的信息资源，撰写各种年鉴、年表、备忘录。我们通常所谓的正史便指此一类。另一类是以历史以及当下现实的事件、人物为原型素材进行创作的文艺家。叙述是一种主观行为，叙述风格因为叙述主体的不同而迥异，不同的叙述风格形成不同的历史文本。

　　叙述主体对于信息的取舍剪裁尺度，取决于他的历史观。暂且不说民间修史和官方修史在视角、立场和趣味上的差异，即便同为以客观史实为依据的官修正史，在信息取舍时同样存在很大的腾挪空间。司马迁和司马光出身不同、抱负不同、遭遇不同，修出来的史书，即便就同一个史实所作的判断也有差别。同样是记述汉高祖刘邦在废不废太子刘盈一事上的态度变化，根据《史记·留侯世家》，“商山四皓”出场，促使刘邦知难而退，历史因此获得转机。突出特殊人物的特殊人格和特殊力量，《史记》的这种传奇性叙述，被司马光否定了。官居宰相的司马光政治历练丰富，对于政治事件的判断更倾向于时势的计较和权衡，因此，《资治通鉴》提出了三股力量：诸位权臣的反对，太子生母吕氏家族势力强大，民意不看好刘邦打算改立的戚夫人之子。司马迁和司马光基本上代表了两种历史文本的叙述风格。前者偏重表达叙述主体对于历史发展逻辑的认知，或者说，着重于历史的软文本的叙述；后者偏重史实分析和阐述，着重于历史的硬文本的叙述。两种风格从审美的角度或有优劣之别，从认知的角度各有所长。真正聪明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将两者互鉴互文，从重合和落差处发现事实的真相和人心取向的雪泥鸿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