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子善

　  读这么多爱书人的买书回忆，我的感受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津津有味，倍感亲切。津津有味，是因为他们记述的买书经历虽然有长有短，各各不同，但中文外文，古籍今籍，娓娓道来，均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倍感亲切，是因为他们之中竟有十九位，也就是正好二分之一，是我认识或者熟识的，新老书友蒐集珍藏了那么多有趣有意思的书，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也算是出入新旧书店和徜徉新旧书摊多年的人了，也有过在上海或北京天蒙蒙亮就赶早市淘旧书的记录，足迹还远至东京、大阪、柏林、汉堡、伦敦、剑桥、波士顿、洛杉矶和新加坡，在那些名城买过旧书或新书，自以为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收获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只是近年来因不上网而坐失购书良机无数，与书中各位爱书人相比，真是自愧不如，羡慕不已。因此，当编者不弃，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时，我踌躇再三，不知写些什么好。

　　思来想去，也来写一写我的沈从文书缘吧，虽然远比不上晓维兄的《寻沈记》丰富和生动。

　　记得是1980或1981年的事。我只要不上课，往往上午泡图书馆，下午逛旧书店。当时上海旧书店只有“上海书店”一家，那天我踏进福州路上海书店内部书刊门市部，倪墨炎先生已先我而至。倪先生以收藏新文学书刊著名，也很会写文章，我们早已是熟人，常在旧书店中见面。自然，我只是大学青年助教，他的“级别”远比我高。内部书刊门市部有两个陈列室，他都可自由进出，我却只能进外面的一个，而“好书”往往都在我进不去的里面那个陈列室，我为此一直引为恨事，但也无可奈何。

　　那天他从拎包中取出一书对营业员说：“买重了，换一本。”营业员认识这位常客，一口应允。我在旁偷眼一看，原来是沈从文的《边城》单行本，机不可失，当即说：“老倪不要了，我买吧。”营业员倒也爽快：“可以！”于是我购得了《边城》1934年10 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本，四十八开平装，付泉零点六元整。

　　出得店门，走在熙熙攘攘的福州路上，心情大好，边走边翻书，竟还有更大的惊喜。我发现此书前环衬左下有如下毛笔字：

　　家延兄存 从文 廿三年十月卅日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签名本啊，且是此书出版当月送出的，实在难得，我几乎欣喜若狂，真是一个美好无比的黄昏！

　　这是我获得的第二本现代著名作家签名本，第一本是巴金的《忆》。后来遇到倪先生，闲聊之余，我忍不住问：“你不知道这本《边城》是签名本？”他答曰：“我怎么不知道？但我不专收签名本，我已有一本《边城》初版本了，书品全新，正好让你捡了便宜。”其实，这本《边城》签名本也有八成新。于是我俩相视一笑而别。

　　《边城》签名本上款所题的“家延兄”是谁？似非文学圈中人，一时难以查考，只得冒昧写信向沈从文先生请教。张兆和先生在1983年7月23日复信云：“家延是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女），姓潘，苏州人，已故。”原来是作者送给夫人的“闺蜜”的。后来我据此写过一篇小文《〈边城〉初版签名本》，这也是我写的第一篇考证作家签名本的文章。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出于好奇，把《边城》初版本与天津《国闻周报》1934年1月至4月第十一卷第一、二、四、十至十六期最初发表的《边城》连载本略作对比，发现两个版本之间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初版本已作了修改，后来又读到姜德明先生介绍《边城》作者校注本（1935年4月再版本）的《写在〈边城〉的书边上》，进一步意识到一部现代文学名著，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版本，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因此，当四川龚明德兄起意编“现代文学名著汇校本”丛书时，我自告奋勇，报名汇校《边城》。没想到龚兄出师不利，第一本《〈围城〉汇校本》就出了“问题”，整个计划也不得不付之东流。多年之后，金宏宇兄等终于出版了《〈边城〉汇校本》（可惜他没能利用姜藏作者校注本），我乐观其成。

　　此后我虽不刻意但也一直留意搜罗沈从文1949年前的作品，但所得甚微。《记丁玲》正续集、《湘西》《废邮存底》《长河》等初版、再版或更晚的版本倒是先后入手了，但也仅此而已，他早期（二十年代）的作品集，几乎一无所获，未免沮丧。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在北京中国书店，从一堆杂书中翻出两本沈从文读过的书，才算为自己的沈从文书缘增添了新的别致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