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张友鸾与女儿张钰合影

　　寓言世界

　　2015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友鸾编撰的《中国古代寓言选》和选注的《古译佛经寓言选》。看起来只是两本字数不算很多的大众读物，却花费了这位古典文学专家很多年的心血。尤其是他重新用白话文意译的古代寓言，重点突出，文字传神，妙趣横生，使很多原本单调的故事焕发出巨大生机，读之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更能从中悟到有价值的道理。被赞誉为“新闻妙笔，古典宏裁，尽俗文章皆大雅”的张友鸾，能够花如此心血编撰、选注古代寓言，是他对后世读者独特的奉献。

　　早在1955年，张友鸾就撰写《譬喻与寓言》一文，探讨譬喻与寓言的关系，认为：“寓言是譬喻的最高形式”，“寓言就是那种用具体事物的动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的譬喻。……用具体事物的动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的譬喻，也并不全是寓言，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具备着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的才是寓言。”从这一年起，张友鸾选写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寓言，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两个固定专栏：“成语故事”和“古代寓言”，每周各一篇，约一年集文成册，1956年由广播出版社出版《中国寓言选》。

　　张友鸾深知中国古代寓言丰富多彩，不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可是中国古代寓言没有被人为地赋予独立的地位，也从来不像诗词歌赋那样有明确的定义，自然也从没有古人选编一本寓言选。直到1917年茅盾编辑《中国寓言（初编）》，这一局面才算初步打开。不过，《中国寓言（初编）》毕竟比较简单，张友鸾编写出版的《中国寓言选》有了新的进步，但他仍觉得应该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编选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寓言集。从此，他便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爬罗剔抉，从事这项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做的事情。他说：“无论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一直缺少一部完整的古代寓言集，这却是事实。先秦寓言有很多选本，而汉代以后的寓言，在很长时间里简直湮没无闻；以后有些寓言集选编了一些，但数量有限。我个人对寓言的搜集工作，有着很大的兴趣，几十年来，业余一直从事于此。我感觉到从先秦到明、清，寓言的产生，两头粗，中间细。为了充实中间部分，我从大量的书籍中去搜索，虽然所获有限，却支付了相当的精力和岁月，结果也还有许多的遗漏，有待于补苴。对于编选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寓言集，我当初是有所打算的，并为此做了一些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曾编过《中国寓言选》《古寓言选》，还在报刊上陆续发表过单篇的古代寓言。我想，只要能坚持下去，这工作总会有些结果的。”

　　1962年，张友鸾还同时开启了搜集整理佛经寓言的工作。这同样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周绍良在《古译佛经寓言选》的“序”中介绍：“汉译佛典中大量的寓言，一直没有人搜集整理。三藏十二部浩如烟海，整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张友鸾同志和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的老同事，他是作家，又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深深知道佛经中这些寓言不仅可供中国作家借鉴，而且对中国当代某些症结颇具有针对性。……于是他在搜辑选录先秦寓言之后，又开始从佛经中选辑寓言。”“张友鸾同志自从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一直专力于此，由我代他设法借书，他在读选的同时，逐为做注释。”

　　张友鸾的阐述与周绍良的介绍，可以看出张友鸾是决心要在寓言的搜集整理编写工作上大干一番，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的这项工作被迫停止。他很是不甘心，在“文革”中还偷偷整理了一些材料，这就是孙悦祝《依旧张郎依旧崔娘》中提到的：“晚上，‘张郎’浊酒一杯，秃笔一管，仍旧是浮白写作。‘文革’结束，他拿出了一厚本《古译佛经寓言选》底稿。”说是一厚本，也许是指当时手写稿显得比较厚，我数了一下，目录中包含了123个佛教寓言，再加上有的佛经寓言后面附上类似的寓言，合在一起也超不过200个。这使得张友鸾感到非常遗憾，他在1984年的文章中写道：“我不揣谫陋，意在继续前辈未完成的工作。二十年前，开始动手。不想才有些眉目，赶上了十年浩劫，工作被迫停止。风波稍息，再作冯妇，却苦于找不到书，而原有的书早已扫地出门了。及至浩劫过去，可以放心放手做这项工作时，却已年逾八十，精力日衰，更加双眼病疲，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草草完稿，终不逮当初计划。”这些话让我想到了张友鸾的曲折人生，而且突然间意识到，他的人生沉浮竟与譬喻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