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记忆是社会性的，即便是那些个人性的记忆，也离不开社会性的规约，没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也是脆弱的，其原因在于：个人性的记忆需要社会性提供语境支撑，这种社会性端赖维系共同体的媒介，比如，语言、逻辑以及概念等，依靠共同体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哈布瓦赫曾指出，个体性的记忆由于必须使用人类社会的基本沟通工具——语言、逻辑以及概念，因此必须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性限制。正因有社会框架的结构性规约，成就了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凭借语言、文化、媒介的记录而留存沉淀下来，成为我们的过往和历史记忆。

　　但是，记忆不可能全方位、毫无遗漏地存留，即便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历史记忆存留下来。记忆意味着遗忘。对于人类而言，遗忘是一种宿命，抗拒不了，规律摆在那里，难以逆行。

　　语言文字以及媒介工具，可以帮助人类拒绝遗忘，从而让记忆得以延续，但语言文字以及媒介工具作为社会性的“他者”，它们在帮助人类记忆的时候，不得不对记忆进行选择，因此，那些经由语言文字和社会媒介得以记录的记忆，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与原始真实之间，还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大众媒介崛起之后，集体记忆进入大众媒介时代，无论是早期的报刊时代，还是后来的广播时代、电视时代以及如今正当其时的移动互联时代，都对集体记忆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媒介时代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往往是不同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一则取决于媒介的物质性效能，二则取决于其社会性效能。格里戈里·贝特森认为，不同物质得以实现的特定方式形塑了物质之间的差异，并且影响着消费者的日常交流和服务商的盈利情况。技术的社会应用必须植根于物质，这种应用往往需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累积式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与重构，并且经历“文化的创造”。这正如泥土变成石碑、金属形成模具、电磁演化为广播一样，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资源和文化发明使得某些形式的表达、表征和交流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些物质条件也局限了其他形式的表达、表征和交流活动的实现。换句话说，一种大众媒介既具有解放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束缚功能，大众媒介的解放功能和束缚功能，不仅取决于技术，也取决于应用技术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