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墙乃至手足相残虽然有悖于人伦纲常，但自古迄今都屡见不鲜，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对其胞弟曹植持续多年的猜忌和迫害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事例。与此相关还有一首堪称妇孺皆知的《七步诗》：“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过这首诗的来历相当可疑，在现存最早的几种宋刊本曹植诗文集中均未见收，直到由明人辑校刊刻的曹集中才开始出现，其后遂相沿成习。而早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就已经记载过这首诗的创作本事：“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所引录的诗作不但比明人所刊曹集多出两句，文字也大有出入。清人沈德潜在编纂《古诗源》时选录的就是这种多出两句的《七步诗》，只在小注中轻描淡写地说：“一本只作四句，略有异同。”并未再做深究。同时期的另一位评论家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认为两者并无轩轾：“繁简二本并佳。多二语，便觉淋漓似乐府；少二语，简切似古诗。”尽管试图居间调停，可终究无法消除读者的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会有不同版本的《七步诗》？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到底该以哪一种为准？最后或许还将面对这样的质问：七步赋诗的故事究竟是否真实可信？

　　《七步诗》溯源，真否？

　　对于这首诗的真伪，现代学者往往各执己见。黄节的《曹子建诗注》（ 商务印书馆1933年）剔除过一些“传讹者、误入者、疑存者、复增者、断落不完者”，《七步诗》就赫然在列，只是格于体例，没有详加论说。郭沫若在《论曹植》（载1944年《中原》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历史人物》）中则明确指出：“过细考察起来，恐怕傅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其实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讥刺而便‘深惭’？所以这诗的真实性实在比较少。”分析得颇合情理，然而毕竟只是依照常情进行推论，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余冠英虽然也明白“这故事是不大可信的，因而诗的真伪也难判定”，但依然把《世说新语》中的那首《七步诗》收入其《三曹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可见对此仍是信疑参半。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中则直接将此诗系于黄初四年，对其真实性显然毫无怀疑。而受业于陆侃如的张可礼在编著《三曹年谱》（ 齐鲁书社1983年）时，又对此诗阙而不论，并未接纳老师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各家意见虽然并不一致，可在研究过程中大多只注意到《世说新语》中的记载，未能进一步追溯七步赋诗故事的渊源。

　　精擅中古史事考订，对古典文学也很有兴趣的黄永年在1985年写过一篇《从七步诗的由来评曹植诗的整理》（ 载中华书局1991年版《学林漫录》第十三集，相继收入上海书店2006年版《学苑与书林》、中华书局2007年版《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仔细梳理了《七步诗》的递嬗演变。除了前人早就习见的《世说新语》，他在《太平广记》中又发现了一段标明“出《世说》”的内容，记载曹丕、曹植兄弟一同出游，路见两牛相斗，其中一牛不敌，坠井而亡。于是曹丕责令曹植在百步之内赋成死牛诗，且不能提到“牛”、“井”、“斗”、“死”等字眼，若不能应命，便将施以斩刑。孰料曹植挥笔立就，而时间尚有余裕，随即乘兴“重作三十言自愍诗”：“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略作比勘之后不难发现，《太平广记》所引诗作和《世说新语》又有所不同。此外，据《太平广记》所述，赋诗时限定的条件原是“走马百步”，并非《世说新语》中所说的步行“七步”；而在这篇“三十言自愍诗”——即后世所谓《七步诗》——之前，曹植还写过一篇在前人所辑曹植集中都失收的《死牛诗》。经过仔细的比对核查，黄永年认为《太平广记》中引录的才是《世说新语》的原本，而今本《世说新语》很可能经过后人的点窜删削；至于明人所刊曹植集中新增入的《七步诗》，则并非源自《太平广记》或今本《世说新语》，而是利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加以辑录，其内容又有所节略改易，和最初的面貌相差更远。由此可知，不但七步赋诗的故事出于夸张附会而并不可信，即使追溯到最初的源头，这首诗也出于小说家言，未必真实可靠。

　　黄永年赞赏丁福保，当否？

　　黄永年对《太平广记》的史料价值评价非常高，在《唐史史料学》（ 上海书店2002年）中曾特别指出：“此书可说是一大宝库。但对它下功夫钻研利用的人一向不多，中华书局出版了钱锺书的《管锥编》，第二册有关于《太平广记》的二百十五条札记，钱氏学贯中西，但此札记只是着重从文学角度来探讨，如从唐史研究的角度，应可写出更多的札记，找出更多的宝贵史料。”他本人就有不少论文的史料取资于此，还为学生讲授过“《太平广记》研究等即使知名院校也未能开设的课”（ 《对指导研究生的自我评估》，收入《学苑与书林》），以至于“学术界流传着这样的一段佳话，凡是喜好在自己的论著中征引《太平广记》的，都可能是先生的学生”（ 曹旅宁《记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载中华书局2011年版《学林漫录》第十八集）。这条被前人忽略的重要史料，正是他为了授课而重温此书时偶然发现的，其欣喜自得不难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