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过庭及其《书谱》的结缘，应追溯到2000年我在杭州念书的时候，已经17年之久了。当时，我以公费留学生的名义赴中国美术学院进修书法。有一天我站在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对面的车站，看见杭州市政府为推广中国传统美术，在一个玻璃棚里安置的《书谱》复制品，效果非常好，从此难以忘怀。

　　我2004年考上了东方大学的博士之后，还并没有打算把孙过庭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当时，我关注的是六朝书法文献，试图通过早期书法文献的梳理和研究，让西方汉学对书法有个客观的认识。为了全面地搜集书法文献资料和了解中国学者的基本情况，我到浙江大学学习，慢慢地对中国美术文献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记得当时买到《中国书画全书》第1、2册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兴奋，终于对书法文献的研究探索出了一条规范的路径。同时，我也全面搜集了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天弓先生和刘涛先生的论文。通过阅读六朝书法文献和当代学者论著，我开始对书法史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并且发现了一些自己觉得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说书法文献对技法论述的描述。所以，我开始分析《笔阵图》的版本问题。就像我后来发表的论文所论述的那样（《张绅法书通释考》《玉堂禁经探考》等），我认为对笔法的描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尤其是中国古代对书法形体描述的论著可以给西方人提供解读书法作品的基本方法。就在研究六朝书法文献的时候，我发现了好多问题，特别是《笔阵图》，都跟《书谱》有关系。因此，我开始慢慢地认真阅读《书谱》，越读越觉得有意思，印象最深的是文本折射出的孙过庭的独特性格。我对当时的导师福安顿先生（Antonino Forte，1940—2006）说，这幅书法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马上鼓励我以“孙过庭其人其事”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不用说，我立刻同意了。

　　作为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做研究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西方学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需要把汉语原文的词语翻译成自己母语或者其他通用的学术语言。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可以当作理所当然的词语，对西方人来说需要做详细的解释。《书谱》这个题名也不例外。可是我开始搜集以《书谱》为中心的各种西方专著的时候，发现了《书谱》这个书名翻译得相当笼统（要么把它解释为“essay”，要么解释为“treatise”），对其题名正确的含义几乎没有论述。因此我关注了对“谱”的历代解释，结果发现，可以把它理解为“手册”，就像《汉语大字典》第4285页所描述的那样，“谱”是指“供人研习观摩而汇列成的籍录”。同时，我又仔细阅读了《书谱》的文本，并且把它与先唐的书法文献进行了比较，发现《书谱》有许多特殊之处。首先，孙过庭在《书谱》当中，明显强调它与之前的书法文献有所不同，甚至对以往的论著给予“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的负面评价，并且强调“今之所撰，亦无取焉”（第154～156行）。《书谱》中类似这种话还有几处，好像孙过庭有意识地提到《书谱》与其他书法文献有本质上的区别，并且宣称其以“务裨学者”为宗旨的论点（第203行）。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书谱》讲到很多学习书法的具体问题，也许今天在我们看来讲得相当抽象，好像更像美学范畴的论述。其实，放在中国古代社会来看，《书谱》的确与六朝书法文献描述外在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典型例子如，孙过庭明确讲到用笔的核心规律，笔锋的微妙“起伏”（即为提按），用笔端来表现汉字形态的无穷（第62～64行）。与先唐书法文献相比，这种解释确实有革命性，更像北宋后流行的《玉堂禁经》之类的书法技法论著。《书谱》作为练习书法的模板，不光在文本中有所提及，从其书写的笔势来看，也可以算是王羲之系统的草书典范。就对笔锋的起伏运用而言，满篇都是相关的示范，其中非常精美的例子是“夫”字（见右图），体现了提按细微而流畅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