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林亦之在《奉寄云安安抚宝文少卿林黄中栗》一诗中有“夔子城头开幕府，杜陵诗卷作图经”两句。他所谓“图经”，即有地图、有文字的地方知识汇编，常与“地记”并称。图经最早出现于东汉，至隋唐而成为制度，天下州郡定期编修之后需要报送职方司。图经由地方长官组织修纂，有地方贤达、通人和专业人士参与。林亦之诗原本是从功用的角度，认为杜甫夔州诗可当作“图经”来使用。后来，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二评价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时引用了林诗，曰：“若此二十篇，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送蕲帅》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岂不信然。”刘克庄不仅将林亦之的观点扩大开来，而且将其作为对整个杜诗的内容与特性的认定。此说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也加以抄引，似在揭示一个重要观点：杜诗不仅可以评为“诗史”，而且还可以称为“图经”。不过，这个观点的意蕴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这里试专从杜甫的地理视野这一角度略作引绪。

　　阅读杜诗，很容易注意到其空间感非常宽广，这与杜甫地理视野的阔大关系密切，而地理视野的阔大又源于其地理知识兴趣。《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州图领同谷。”其二十：“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观图忆古人。”可见，杜甫到一个新地方是要查看图经地记的。这不是杜甫个人的知识偏好，而是古代读书人常有的知识要求，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就曾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地理书，成为陶渊明克服亲身经历、目游实地有限的限制，广泛了解外部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北齐文士萧悫《屏风诗》也同样谈到“读记知州所，观图见岳形”的地理阅读。后来韩愈南贬，有《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之诗，谓“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站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上看，杜甫之读图经、地志就容易理解了。杜甫的地理知识兴趣有四种表现，一为阅读图经、地志，二为亲身观察和感受各地的山川形势、气候、生态环境、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三是实地考察人文历史遗迹，观看存世碑刻（杜诗写到“碑”十来处），四是听他人讲述游历见闻。

　　杜甫一生迫于生计，四处奔走，又由于浓厚的地理知识兴趣，因此形成了阔大的地理视野。一部杜诗，仅写作地点就遍布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八省市。实际足迹所至，未有存诗而仅在后期诗作忆及的还有山西、河北、安徽、江苏、浙江等五省。按照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归纳的中国境内11个文学区，除去古代文学很少涉及的东北文学区、闽台文学区外，杜甫足迹涉及秦陇文学区、三晋文学区、中原文学区、燕赵文学区、齐鲁文学区、巴蜀文学区、荆楚文学区、吴越文学区，仅有岭南文学区没有游历过。其实，杜诗中还写到了很多未能游历之地。西北地区写过河西、凉州、武威、金城、崆峒、萧关、流沙、安西、阳关、青海、交河、玉河、西蕃、天山、昆仑、逻逤（即拉萨），最远处写到了今西伯利亚叶尼赛河上游迤西一带。南部写到了夜郎、苍梧、黔阳、韶州、广州、交趾。东部写到了日本。杜甫开阔的地理视野，正是唐帝国的文明开放、局势开张，盛唐时代开边拓土的国策，盛唐边塞诗的英雄主义情怀的一种反映。杜甫能成为伟大诗人，与这内外两大因素有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