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46岁的诗人席慕蓉第一次踏上内蒙古高原，找到了她的“原乡”。在那之前，她是写下“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乡愁》，1978年）、“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一棵开花的树》，1980年）的台湾女诗人，“以真实的女性情感及女性气质打动了众多青春读者”；而在那之后，个人的乡愁转变为对文化的探寻，她在《蒙文课》、《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等诸多作品中表达了对内蒙古高原、蒙古族文化、游牧民族文化的观察与想法，并为之奔走呼喊。

　　找到“原乡”被认为是席慕蓉创作的分水岭。在踏上故土之前，她的美术和文学创作均已有相当影响力，但极少在媒体上公开露面。而近二十年来，在以原乡为主题创作的同时，席慕蓉拍摄了诸多关于蒙古族的照片，进行演讲并接受媒体采访，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蒙古族文化。

　　9月18日，席慕蓉应邀在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举行的“万象共生”系列讲座上做了题为《在回家的路上》的讲演，讲述她的成长，她的诗，以及追寻“原乡”的历程。她在现场朗诵了几首诗作，兴之所至，手舞足蹈，讲到动情处又几度哽咽。

　　“有些生命里的问题埋伏在诗里”

　　席慕蓉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战火中的重庆，原籍内蒙古察哈尔部，全名“穆伦•席连勃”，“慕蓉”是“穆伦”的译音。她的父母都是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外婆孛儿只斤•光廉公主是能骑善射、枪法精准的旧王族，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

　　“我是蒙古族人，但我不认得我的家乡。”席慕蓉这样说。在五岁以前，她会讲蒙古语，会唱蒙古歌，可是在那以后，关于蒙古族的一切似乎从她身上褪去了。蒙古高原是父辈念念不忘的故乡，但在战乱迁徙中，他们也再没有机会去过。席慕蓉仓促地在南京读了小学，又转学香港，为融入当地生活而努力学习粤语，自此她的童年便是香港。青少年时期在台湾和欧洲求学中度过，但“那是青春的原乡，也不是故乡——那时候我认为我没有故乡。”

　　许多年以后，席慕蓉意识到，“原来，离散这件事，对于孩子真的是有影响的，对任何一个生命都有。”她羡慕不用经历离散的朋友，“羡慕一直住在蒙古高原，或者一直住在上海的朋友。”

　　1987年，席慕蓉写下一首《后记》，她认为有些生命里的问题埋伏在她的诗里，可她自己当时不知道：

　　藏在童年/藏在模糊的黄昏/藏在逐渐远去的记忆里/有些什么/零乱而又散漫/正从路的尽头低声向我呼唤/仿佛错误已经铸成/却没有人肯承认/这就是我的整整的一生/以一种多么奇怪的方式进行/在温暖而又甜蜜/却一直认作是异乡的夜里/流泪转述着那些听来的故事/从陌生的故乡/从冰寒的历史（《后记》）

　　“在1987年，我以为‘这就是我的整整的一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席慕蓉说。

　　故乡这门课的“旁听生”

　　这个“后来”就是两年后，彼时两岸关系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席慕蓉终于有机会踏上“父母的故乡”蒙古高原。她乘飞机，坐火车，再换吉普车；从北京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到张北，上内蒙古高原。吉普车颠簸着，然后草原突然出现，一下子在前面铺得无限远。

　　这一次旅程之后，她写下《旁听生》：

　　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

　　此后近三十年，席慕蓉辗转于台湾和内蒙古之间，走访探寻，出版了《我的家在高原上》、《追寻梦土》、《蒙文课》等散文集，记录游子如何面对自己的故乡。在《蒙文课》（作家出版社，2009年）的扉页上她写道：献给我的父母，以及他们漂泊的一生。

　　“我是草原的孩子，但直到四十多岁，才有机会回到故乡。”她在散文里写道：“一次我打开一本童书读到韦应物‘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的诗句时，眼泪忍不住落下。女儿和儿子十分吃惊，觉得这种情感太难以理解。但随着他们慢慢长大，看到我关于乡愁的文字，终于理解了我内心一直在追寻的那个‘原乡’。”

　　她也曾误解，以为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很寂寞”。其实蒙古族人的精神生活比城市里丰富得多，“你听听长调，那是从草原、从生命里生长出来的声音，有这种声音的人怎么会寂寞？所以我要向各位说，我错了。我要不断修正我的错误。”

　　她看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博物馆越来越大，然后不无焦虑地发现，有好些事物“令人不忍地消逝了”，比如马鞍。每一副马鞍，都是一个牧马人一辈子的伙伴。可是在博物馆里，她看到马鞍，“它们都在装有灯光的墓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