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图书馆行业在数字化、网络化等方面展开了不少探索，上海图书馆便是全国最早试水数字化的图书馆之一。今年公共图书馆法正式施行后，将为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带来怎样的发展指引，图书馆又该如何应对挑战？近日，记者专访了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回溯上图探索路上遇到的障碍与瓶颈，收获的经验与取得的成就，为的是更能读懂中国图书馆行业的数字化未来。

　　——编者

　　数字化的昨天：提升了便利性，但遭遇数字阅读的挑战

　　说起数字化与图书馆的关系，人们形成的印象，就是挑战大于机遇。但其实，图书馆的数字化应用，早在数字化阅读兴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图书馆行业信息化、数字化应对的水平，在目前整个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相对是处在前列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坦言，之所以人们会有不同的观感，主要还是因为“承受的压力不一样，对这个行业数字化程度的期待与要求更高。”

　　1996年上图新馆开放，在全国首批引进了国外较为先进的图书馆系统管理软件。在电脑还是稀罕物件的时候，读者来到上图，已可以使用计算机检索书目借阅了。2000年开始，上海图书馆又在全国率先开始建设“一卡通”借阅系统，2010年底，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实现市区（县）、街道（乡镇）基层服务点全覆盖。“一张IC卡，让纸质书的借还在上海这座城市互联互通起来，人可以走进所有图书馆，书也可以还到任何图书馆。”陈超介绍。

　　便利性的提升，带来图书馆服务效能的倍增。10余年来，上海市中心图书馆的流通量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6年，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总流通量超过6555万册次。从这个角度而言，说图书馆行业是我国最早享受到数字化红利的行业之一，并不为过。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各种阅读新载体纷纷涌现，大多是电子产品；各种阅读新样态更迭频繁，大多为数字呈现。公共图书馆，似乎正离读者越来越远。2017年，上海图书馆系统总流通量数据首次出现微跌，下降了10余万册次。对这个变化，陈超并不吃惊，“很大程度还是数字阅读带来的冲击。最近5年，上海的成人‘一卡通’流通量一直在负增长，之前整个数据没跌，是因为在校青少年的流通量一直很高，拉高了数据。”

　　顺应阅读方式的变化、离读者近些再近些，公共图书馆发展必须直面数字化的考卷。如今，多数国外图书馆都建成了数字内容管理平台，方便用户利用。而目前在中国，这一块正是如今图书馆行业的短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