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她与他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不仅是她的兄长，也是她最崇拜的人。而她自己译著了《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呼啸山庄》这个译名还是由她首创的。她就是著名翻译家杨苡。

　　2018年，杨苡先生正式迈入了百岁老人（虚岁）的行列，但通过南京大学余斌教授的这篇文章，你分明感到，她仍在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好玩哎”。

　　客厅里的照片无论如何变换，巴金和杨宪益的像总是出现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北京西路二号新村，是南京大学的一处宿舍区。有大大小小几十栋楼。其“滥觞”是几栋上世纪60年代建的三层楼房，“二号新村”之“新”就是由此而来。后来范围扩大，陆续有新楼盖起，特别是一批上世纪80年代六层的住宅，定下了现今二号新村的格局，几栋三层楼房已偏于一隅，蜷缩在院子深处。

　　杨苡先生就住在其中号为“甲楼”的那栋的一楼。按后来单位分房时的说法，应归为两室半的中套，70来平方。1965年入住至今，再没挪过地方。到现在杨先生说起当年选房时自己的眼光，还有几分得意。说这房子质量好，地基打得深，冬暖夏凉。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天津，杨家风光显赫，即使身为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去世以后，杨家住的也是租界里的深宅大院、花园洋房。甲楼一小小单元房，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杨先生聊起往事，可以将天津旧居的种种细节一一道来，语气里却无半点不胜今昔的味道。

　　她好像从未将她不大的单元房看作“陋室”或“蜗居”之类，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降，高校教师的居住条件也大大改善，相形之下，她的住所已显得狭小而老旧。旧虽旧，杨先生的家绝对不会像通常老人的住处那样，给人缺少生气的感觉。小院里总是花木扶疏，房间里则家俱、小玩意不断重新摆放。重新组合、分类最频繁的是书，不定何时有了新主意，杨先生就会指挥保姆小陈搬进搬出、搬上搬下排列一番。这是外人不易觉察的，杨先生自会兴致勃勃地提起，且告诉你如此归类的理由。就像把一些老歌请人录在一起听，又或聚起了满橱各种材质的玩偶、娃娃一样，到老太太嘴里，都是“好玩哎”，她经常给一个解释是：“这是我的一种玩法。”

　　我所谓“杨先生的客厅”，是通向小院的一间，也就十三四平米，几只书橱加上写字台、沙发，剩不下多少转圜之地。墙上的字画而外，吸引注意力的是四处摆放的照片，先人的、家人的、朋友的、师长的；过去的、现在的。有的是“长设”的，有的则“应时”变换。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像总是出现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巴金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她与“李先生”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杨宪益则不仅是兄长，也是她最崇拜的人——说起杨宪益，她总是很确定地用上“崇拜”一词：“我就是崇拜我哥！”

　　那些老照片里的人有好多都已不在世了，却不是供着，杨先生与之朝夕晤对，就仿佛故人还在周围。在杨先生家做客，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就是看老照片，几乎照片上的每个人，都会引出一个周周折折的故事。有时谈着往事，杨先生会忽地起身到照片前面去指认，这就是他（她）哎。老人都喜欢谈往事，唯杨先生说起来没多少伤感，倒是“好玩”得紧，仿佛那些人与事不是过去时，是现在时的。有她在内的照片，穿越了好几个时代，从孩提时代，到中学毕业照，到身为主妇，到儿孙绕膝的老年，当然有“岁月”流过，奇异的是不“沧桑”，就像房间里老旧的家俱、不加粉饰的墙面和裸露的水泥地，不会让你觉得寒伧一样。

　　其实衬着商品房的兴盛，层出不穷的新兴小区，二号新村里后起的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多层住宅也像是上了年纪的光景，“新村”之“新”已然无从说起。其居民多为老年的教职工，年轻的大都搬到学校新建的宿舍区，七老八十者株守此地，图的是位置在市中心而闹中取静，交通、就医方便。院里比别处更有一种静谧，有几个时段，最常见的景观就是老年人相携在缓缓散步，其中不乏拄着拐的。据说90岁以上的，能数出六七位，这里面年龄最大的，我想就是杨先生了吧。

　　杨先生并不是南大的人，住在这院里，她的身份是赵瑞蕻先生的“家属”。“家属”有一意，是指没有工作的人，家庭妇女。杨先生常说起对家庭的看重。1953年高教部外派赵先生和她去东德教书，一家人已打点行装到了北京了，说是孩子不能带去，她便拒绝了。孩子是最重要的，这差不多是绝对命令。杨先生说这是家教，从母亲那儿来的。不仅如此，赵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是优先的，客厅里唯一的写字台就属于他。很难把“相夫教子”与《呼啸山庄》的译者联系起来，但杨先生总是笑说起她在家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她与赵先生之间的“志同道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