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捐细流，何以能成大江大河甚至大海。100多年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充满了坎坷，虽然有危机的时候贱卖资产，但更多的时候是不断地兼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壮大，才能根深树老，以至百年和百年以上。以出版界的中华书局为例，1912年元旦成立时，中华书局资本金是2.5万元，五年不到，1916年资本金已经是160万元。到了1949年5月，中华书局资本金为400万元。

　　经营奇才陆费逵让中华书局初露峥嵘

　　中华书局100多年的发展中，从小到大，自身壮大的同时，也在不断兼并其他公司。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是一位经营奇才，他先后收并了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局。

　　先说文明书局，这是陆费逵的老东家，他曾担任文明书局襄理，之后自文明书局去了商务印书馆，再从商务印书馆独立出来创办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比商务印书馆更早出版教科书，文明书局第一本教科书《蒙学课本》在其创办之初的1902年就出版了，而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是1904年12月出版的。随着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教科书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文明书局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1915年，文明书局发生火灾，让以书画出版为主的文明书局受到极大损失，碑帖字画悉数被毁，经营困难，当年即被中华书局盘入。陆费逵和陈协恭等创办中华书局时，得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很多帮助，由中华书局盘进文明书局也就理所当然。中华书局收购文明书局后，文明书局的招牌依然在出版图书。民国六年（1917年），突然出现存户听信谣言而集中提取存款的挤兑风潮，造成流动资金短缺，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民六危机”。当时，文明书局被作为质押以度时艰，后被中华书局提前赎回。1932年9月7日，文明书局登报通知寄售客户：“本局结局在此，现在屋已退租，希于9月20日以前前来结算，收回未售件，过期代捐慈善机关，不再通知。”至此，文明书局完全并入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当时培养了很多中华书局的高级职员，除了陆费逵、陈协恭，还有沈知方和沈鲁玉等人。

　　民立图书公司是于右任为主创办的图书出版公司，具体创办时间却有多种不同说法，当前刊行的“于右任年谱”说：1915年，37岁，“于右任创办民立图书公司刊行善本丛书，同时作为讨袁的掩护”。但核郑孝胥日记，其实民立图书公司在1912年就已经成立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郑孝胥对民立图书公司的成立非常关心，其1912年7月31日日记写道：“张继、胡汉民、熊希龄、于右任、汪兆铭等发起民立图书公司，招股百万，编译、印刷二部已成立，此商务印书馆之劲敌也。”说民立图书公司成立于1912年7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也和现存图书版权页上的时间比较相称。早期的民立图书公司出版图书很少，于右任因为揭露宋教仁案被通缉，逃到日本后，得知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后重视西洋轻视中国古籍，将一些过去流传到日本珍贵古书随意处置。当时清廷驻日公使的随员杨守敬为了保存中国典籍，广为搜罗，并在东京就地精印了《古逸丛书》100部。对这事于右任印象很深，从日本返回后，决心以刊印善本丛书为民立图书公司的目标。他出重资将中国图书公司最新式的印刷机器转盘过来，他自己总负责，康心如为总经理，张季鸾为编辑，开始张罗印刷古逸丛书。但因兹事甚大，做成不易，加上革命家终究难耐书斋的寂寞，最后民立图书公司也就盘给了中华书局。

　　1916年，聚珍仿宋体的铅字铸成后，因字体秀丽古雅、极似宋刻而受到出版界、印刷界的赞誉。丁三在和丁辅之弟兄便在上海创设聚珍仿宋印书局（有人讹为聚珍仿宋印书馆），书局成立后主要从事代客印简帖、名片等业务。起初，丁氏拟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并于1917年为商务印书馆排印过《大观录》《习苦斋诗集》《居易堂集》等诗文集。因商务印书馆想取消“聚珍”二字，丁氏不肯。1919年起，中华书局确定盘入聚珍仿宋印书局，并保留“聚珍”二字。1920年6月，双方议定2.6万元的盘入金额，1921年始议妥全部条件，正式订立合同，当年6月6日的《申报》刊登了聚珍仿宋印书局的启事：“本局已并入中华书局总厂，以后关于法律上权利义务完全由中华书局代表。”1921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用聚珍仿宋字体排印，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喜爱，中华书局因为仿宋字体深受欢迎 ，1921年还特意成立了“名片部”承揽业务，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