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白鹿原》也是当代现实主义的经典力作。从《白鹿原》上回望陈忠实走过的创作之路，似乎可以这么说，陈忠实《白鹿原》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为写《白鹿原》做准备的——生活的、人物的、思想的、艺术的准备，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等到完成《白鹿原》，登上广阔的一望无际的高峰，陈忠实看到的是山高水长。

　　没有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剥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寻找”

　　《白鹿原》写作之前，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从1973年11月在《陕西文艺》发表的《接班以后》起，到1988年6月完成、刊于《鸭绿江》1989年第1期的《害羞》止，共写了54篇；中篇小说从1981年1月开始写《初夏》（刊《当代》1984年第4期）起，到1988年1月在《延河》发表《地窖》止，共写了9部。从这些作品看，陈忠实的创作已然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植根生活深处，紧扣时代脉搏，每一篇、每一部作品，都有作家的现实关切，都表现出作家对生活、对时代的发现和思考。这是陈忠实走向《白鹿原》、走向广阔而深厚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

　　陈忠实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作家。“文革”前，他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靠自学，在地方报纸发表了十来篇诗歌、散文、故事等习作。1973年，31岁那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此后一年一篇，到1976年在刚复刊的《人民文学》第3期上发表《无畏》止，连续发表了4篇短篇小说，在当时颇有影响。但诚如他后来回忆总结的，这些作品很不成熟，他都不好意思再看。不过，这些写作实践也让他锻炼了直接从生活中选取素材的能力，锻炼了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

　　1978年，陈忠实由公社转到文化馆工作，开始了艰苦的自我反思和艺术探索。如果说，他在“文革”后期的写作，是踉踉跄跄地跟着潮流走，那么，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作，则是在迷茫中探索，在探索中发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逐渐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陈忠实创作的转变，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完成，历时十年。这个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称为通往《白鹿原》之路，他的中篇小说《初夏》《康家小院》和《蓝袍先生》为其路标。从这三部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忠实创作探索和变化的轨迹，也可以看到他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不断走向开阔与丰富。如他所言：“八十年代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太重要了，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对于经历过这一变革全过程的我来说，也是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这个时期的我的中、短篇小说，大都是我一次又一次完成剥离的体验，今天读来，仍然可以回味当时的剥离过程中的痛苦与欢欣。”

　　第一个阶段，陈忠实的小说创作紧紧追踪时代的脚步，关注时代与人的关系，注重描写政治与政策的变化给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生活、农民心理带来的变化，或者反过来说，是通过农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心理的变化来反映政治的革新和时代的变化。他的小说侧重在人物冲突中揭示社会问题，在性格描写中展示人物的道德品质，并隐隐以道德标准来评判人物。

　　《初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家庭父与子的故事。离开还是坚守农村，考虑个人前途和利益还是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之路，在这个人生选择问题上，父亲这个农村的“旧人”与儿子这个农村的“新人”发生了激烈的无法调和的冲突。父亲冯景藩，是冯家滩的老支部书记，几十年来一直奋斗在农村基层，把一切都献给了集体化事业，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觉得以前的工作白干了，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于是，走后门让儿子到城里工作。不料儿子冯马驹放弃了进城的机会，决心留在农村带领大伙“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初期的故事，陈忠实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也正在转变的过渡之中。他在与写合作化题材的著名作家王汶石的通信中说，他写这部小说，期望“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但他写得很艰难。他1981年1月写了《初夏》第一稿，寄《当代》杂志，编辑让他一改再改，3年间3次修改才完成，刊《当代》1984年第4期。陈忠实说，“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中篇，写作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我对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缺乏经验，驾驭能力弱。后来我意识到是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才是几经修改而仍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在新时期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陈忠实写冯景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负担”和“失落”情绪，真实且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敏感。但他这时的艺术思维，受十七年文学影响所形成的心理定势还未完全消除，他还习惯以对比手法塑造与“自私”“落后”的冯景藩对立的另一面，即乡村新人形象冯马驹，这个人物不能说在现实生活中绝无仅有，但他显然是作者艺术固化观念中的一个想象式的人物，缺乏历史的真实感和时代的典型性。

　　《初夏》的艰难写作特别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变化引发了陈忠实的反思，他后来称之为思想和艺术的“剥离”。他明白，他自身需要一个蜕变，一个文化心理上的和艺术思维上的深刻蜕变。“剥离”的同时还要“寻找”，这是陈忠实20世纪80年代前期必要的思想和艺术的蜕变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后来的陈忠实，也就没有《白鹿原》。陈忠实说：“作家毕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因为小说创作是以个性为标志的劳动，没有个性就没有文学。”“剥离”与“寻找”，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剥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寻找”；而要“寻找”——寻找到陈忠实借用海明威的话来表述的“属于自己的句子”，就必然要经历这个“剥离”过程。这是一个鱼跃龙门的过程，也是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剥离”是精神涅槃，“剥离”的过程也是一个“拷问”自己的过程，陈忠实说，他的这种“剥离”意识从1982年春节因现实生活触动开始，贯穿整个80年代，“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