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风气，正朝着本土化方向强势回归。这一全新语境把一个由来已久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再度推向前台：我们该怎样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补苴罅漏，正本清源，“我注六经”，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还是立足时代认知的制高点，亮出自己的胸襟与目光，博采众长，取精用弘，“六经注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精神淘洗和历史砥砺中，不断激活底蕴，融入新质，从而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愿意向文坛和学界郑重推介王充闾先生的学术随笔新著《国粹·人文传承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国粹》）。这部36万言的著作，聚焦五千年中国文化史，其行文洒墨、取材立论保持着作家一贯的扎实、缜密与严谨，而统摄全书的最大特点，却是悄然贯穿和浸透于字里行间的属于作家特有的历史意识、文化情怀、人格理想、审美趣味，它们无形中完成了有关传统文化的别样解读，同时也凸显了作家历史和文化回望的“有我之境”。

　　“文主秦汉，诗规盛唐。”“书不读汉唐以下。”这样的说法，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审视，大抵难免刻舟求剑、泥古不化之嫌；不过，倘若就学术研究而言，却又不能不说它颇有道理。因为研究者要在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上把握传统文化，确实需要从精读元典、洞悉上游、夯实基础入手，确实需要一种溯源而上、由源及流的意识与能力。正如张之洞所言：“读书宜多读古书，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对于这一问题，充闾未作直接论述，但从他近年来的创作与研究多围绕先秦展开且硕果累累的情况看，应当与张之洞们“所见略同”。而《国粹》亦可证明这点。该著拿出多个章节专门透视先秦和汉唐文化，它们或从容叙事，或睿智析理，均可谓深入浅出，别有会心。譬如，《生生之为易》在充分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锁定“生命之学”“生存之学”和“发展、变易之学”三个维度，深入发掘和精心诠释《易经》的丰富内涵，从而在本源意义上揭示了中华民族何以能够久历沧桑，生生不息。《士君子》从王安石的怀古诗《孟子》说开去，其生动的夹叙夹议，不仅勾勒出孟子其人雄强善辩、清高自持的风标气度，而且凸显了这位“亚圣”于思想史和儒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如呼唤知识阶层的群体自觉，高扬“民贵君轻”的旗帜，发展儒家的“民本”观念等。这时，孟子的话题便与时代潮流相衔接。还有《始祖》《鸿蒙开》《秦始皇之道》等文，均采撷不同的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展开钩沉与思考，就中完成了对先秦乃至远古历史重要段落或场景的新颖解读，同时也传递出作家渊博扎实的学问功底。这些立足源头、厚积薄发的篇章，带给全书的是幽邃旷远之境，高屋建瓴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中心意脉，以儒释道多元互补为基本形态。其中道家与释家相对于儒家，都是边缘性、异质性的存在。而道家与释家相比，少的是哲理性和仪式性，多的是本土性和世俗性。惟其如此，道家对国人性格和民间习俗的养成，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变易与发展，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然而，不知为何，鲁迅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充分呼应，迄今为止，道家文化在文学世界仍是一种清浅模糊的存在，对道家文化素有研究的充闾，显然希望促进现状的改观，而一卷《国粹》便有意识地强化了对道家文化的梳理与推介。请看《道家智者》。该篇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之下，着重解剖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庄子始终如一“做减法”的生命实践，其精到的条分缕析，既阐明了这种生命实践的心理依据，又归纳出它何以可能的精神途径，其结果是不仅彰显了庄子其人的个体追求，而且完成了对道家文化的浓缩性皴染。《邯郸道》涉及曾经在古赵大地长期并存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但透视和分析的重心分明还是后者——流传逾千载的“黄粱梦”和吕翁祠，以虚幻离奇的故事，演绎着“凡功名皆成梦幻，无少长俱是古人”的道理。这当中无疑包含着消极成分，但也不无合理元素：对利欲熏心、贪得无厌者，它不啻于当头棒喝；而对命乖运蹇、求进无方者，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抚慰？这时，道家文化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与儒家文化奇妙的转换与互补关系，获得了清晰而客观的展现。《千古文人心》《达人境界》分别阐释李白和苏轼两大文豪的命运轨迹。其场景与事件自是缤纷摇曳，但内中贯穿的却是自觉的理性判断：儒家支撑其社会行为，道家成就其艺术实践。这是作家对道家文化的别一种观察与解读吧？这样的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愈见斑斓、繁复与博大。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它的若干基本理念与核心主张，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先进、合理乃至终极向度，因而自有巨大的生命力与辐射力。然而，正像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难免长短共生、优劣互见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复杂多面的存在，它也有自己的弱点和软肋。尤其是近代以来，它更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暴露出多方面的不适应和不得力。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要对传统文化做出准确深刻的描述与评价，除了需要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之外，还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即一种清醒的目光、辩证的思维和客观的态度。而这些在《国粹》中得到了精彩体现。譬如，少年充闾曾读过八年私塾，这使得他对儒家文化有着格外深切的理解与敬重。于是，《士君子》《贤母品格》《和亲者》《古晋北》《女杰》等文，以饱含激赏的笔墨，绘制出孟子、孟母、岳母、文成公主、杨业、秦良玉等充注了儒家精神的形象。不过，这并不妨碍作家用一分为二的目光，指出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暴露出的糟粕与缺陷，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读《家天下》《苦味人生》《科举》等篇，都会有程度不同的省察与体味。同样，在谈到道家文化时，充闾固然欣赏其自由潇洒的精神风度，肯定其戒贪节欲的人生主张，但同时亦不忘提醒人们，道家文化毕竟浸透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被动与无奈，且与“玩世”和“厌世”相毗邻，因而自有其局限性。诸如此类的文字，有效地增添了全书的科学性、严谨性与说服力。

　　《国粹》是以文学为主视角的文化史建构。既然是史的一种，它就必然要遇到如何处理历史上“人”与“事”的关系问题。对此，充闾提出“事是风云人是月”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而正是这一观点化作《国粹》的中心线索。请看构成全书的四大板块：第一章“人文命脉”，集中讲述庄子、孟子、秦始皇、李白、苏轼、纳兰性德、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思想、艺术、性情和命运，其笔墨所至，或知人论世，或由史通心，而落脚点都是为现实人生提供滋养与借鉴；第二章“生命符号”，相继介绍贺兰山岩画、广陵散古曲，以及诗词密码、楹联趣味、姓氏文化、座次格局等。它们是文化的积淀与升华，但更是心灵的投射与创造，是人对自身的审美化与对象化。第三章“文明大地”，着力呈现“三峡气象”“江南传奇”“丝绸之路”等人文地理，但行文洒墨并不是单纯的模山范水，借景抒情，而是在此基础上，调动时空交错、散点透视的手法，牵引出相关的历史人物，从而增添江山的人文色彩和大地的精神重量。第四章“生活智慧”主要从制度和观念层面，切入传统文化和古人生活，其锁定的话题以及打捞出的文化现象或生活场景，虽有不同的色彩和基调，但作家的初心与重心，却始终是在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烛照其精神生态，弃扬其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对于读者而言，《国粹》是有诗意的文化史、传统史，但更是有深度的心灵史、精神史。它所传递的不单单是文学家的历史意识，同时还有以《左传》《史记》为开端的文史合一的写作方式。这也是《国粹》值得重视和珍视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