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记者 柳森

　　近来，韩剧《太阳的后裔》才播出几集，便已掀起现象级收视热潮；仅2014年一年，原本平价的韩国综艺节目版权引进费水涨船高，攀升至以往的8至10倍；不经意间，韩食、韩妆、韩装乃至“韩式婚纱摄影”的品牌连锁店，已遍布我国诸多一线城市的大街小巷……

　　如今，谁都不能否认这股“韩流”汹涌，可它已从上世纪末绵延至今，火足十余年。

　　1998年，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曾赴韩授课一年。今年，他再度踏上这片土地，开启为期一年的讲学。当他和记者聊起韩国社会生活这十多年来的风貌变迁，一串串“韩流”持久涌动背后的密码，逐一浮现。

　　转型期的变与不变

　　解放周一：1993年，韩国电视剧《嫉妒》在央视播出，那是韩剧首次登陆内地荧屏。但它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直到1997年，同在央视亮相的电视剧《爱情是什么》一炮而红。1998年是您第一次踏上韩国这片土地。当时有带着什么想解答的疑问一同前往吗？

　　梁永安：1998年，我应复旦大学合作学校——圆光大学之邀前往韩国，教授为期一年的中国语课程。

　　去韩国之前，我也看了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爱情是什么》。它之所以受欢迎，我想是因为大家一下子从里面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伦理人情，却比我们日常能够感受到的更细腻。加上韩国人在电视剧里的语言和说话方式都挺直接有趣，有一种传统乡村的风格，就给人很自然、亲切的印象。

　　当时起飞于上世纪60年代的“汉江奇迹”已走过朴正熙时代，进入金泳三时代。经济上很成功，在“亚洲四小龙”中的表现也非常好。而我很好奇，韩国这个社会，是如何从“传统”一步步转向“现代”，它在文化上的表现如何。

　　解放周一：那时的韩国社会给您怎样的印象？

　　梁永安：总体印象是，当时的韩国已经完成经济起飞，进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国家的行列。

　　有两个气象特别明显。一个是整个社会正在向汽车社会转换。一些社会底层家庭也开始拥有私家车，类似我们的奥拓。社会的交往方式则因流动性和移动空间的大幅提升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另一个气象，是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开始向“工商社会”、“消费社会”靠近。

　　那时韩国近一半的人口向汉城聚集，能感到“人生流速”普遍加快，变成一个流动的移民社会。在一个庞大的城市空间里，很多个体对自己、对各种情感乃至未来生活产生不确定，有一种不知道生活的根性到底在哪儿的飘移感。

　　也正是这种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韩国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感受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那段时间，本不怎么被韩国人理解、以苍茫悲情打底的日本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在韩国开始多起来。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明星和影视作品也颇受欢迎。这些文化作品里的情绪形形色色，却可以跟那个阶段人生处境正在发生转换的韩国人产生共振。那时的韩国人普遍向往现代的东西，却因为心里有焦虑、压抑需要释放、纾解，对娱乐文化的需求明显增大。

　　走在最发达的汉城街头，还能看到前经济腾飞年代的清苦神色和色彩比较灰暗的衣着打扮。整个城市无论公共设施还是物质、服务，在细节上还有很多落后的痕迹。但比之父辈，整个年轻一代的精神状态、审美趣味、价值追求，明显更开放、明朗一些。

　　有意思的是，当我与韩国学生聊起这些现象，我发现，他们表面上热切需要一套更现代的生活方式，骨子里的文化基底却没改变，依然还是中国儒家文化——看重人的现世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情感联结，对待自己的祖先、父辈、前辈非常恭敬，集体生活中非常注重规则、纪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