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22日，鲁迅先生在致韦素园的信中写道：“以史底惟（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时隔半个月后，他又在《文学的阶级性》中写道：“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那么，论争起来，可能省说许多话。”这里面透露出鲁迅先生对唯物论的期盼，也可看出他对理论的重视。近些年来，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是有“意见”的，且“意见”不少，集中表现在：重视理论消弥了批评家对文学的热爱，理论扼杀了批评者的感受力与感悟力，依赖理论减弱了批评的有效性，干瘪的理论化语言抹煞了批评的可读性。

　　在一些人看来，理论有着抽象玄妙的道理、叠床架屋的逻辑框架，这些特点造成了批评与创作之间交流沟通的障碍，也使得批评难以到达，更不用说打动读者。这些方面，当然涉及文学理论的某些特质，但这尚不是理论的全部，甚至还只是理论的表层特征。从根处来讲，每一个理论的形成都是源于理论家在社会观察、生命体验、心灵思考基础上的反思。理论有力度，也有温度、有美感。唯物主义理论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热爱；心理学理论展示浩大的人的心灵海洋；神话原型理论铺排开古今四方、人神共舞的场景……当下文学批评，“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学批评，同样要有理论思维。

　　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真正的批评，才能是对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的批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有了叔本华、康德的理论，才有对《红楼梦》美学和伦理价值的新解；以直感见长、为人称道的李健吾，曾言批评者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贯穿着现实主义理论，体现出理论的巨大力量，等等。理论是批评者进入作品的入口，理论积累不断磨砺着批评者“说真话”的能力。在文学批评领域内，说真话之“真”应是“真理”之意。作家作品与批评者激烈碰撞的火花照亮这个世界，让世界的“真理”——文学性的真实存在——变得澄明。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有质感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有益于祛除或捧杀或棒杀的批评；也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有可能启发作者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批评者须将理论积累有效地化为思想与智慧。有一类文学批评者强行把自己所熟悉的套路当作通之四海的“真理”、包打天下的利器，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一切作品、作家、文学现象上。这样的批评，只能导致言不及物、不接地气。尤其令人反感的，是这些批评者“真理”在手的傲气与霸气，拒人千里之外，难以与作家、读者、其他批评者平等交流。我们讲理论积累，不是将某一种理论生硬地套用到文学领域，而是指批评者把理论内化于心，把诸种理论融入自己的血脉，甚至如创作一样，在理论运用上进入“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状态，这样在面对作品时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批评者的生命体验——包括文学的感受力、领悟力等，与理论积累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两翼，甚至可以说，融入批评者血液的理论，与生命体验是无法剥离、圆融一体的。这样的批评家创作出来的文学批评，才可能是有效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