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慈欣文学及其现象的背后一直存在着令人迷惑的悖论共生。一方面，他显得被动“非主流”：“科幻迷一直是一个顾影自怜的群体，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孤岛上，感到自己的世界不为别人所理解，认为在世人眼中我们是一群在科学和文学上都很低幼的、长不大的孩子。”另一方面，他的恢宏之论令人惊叹：“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幻作者，我感觉中国科幻文学不应该以什么‘大国崛起’作为目标……我们对自己生活之外的宇宙也有了神游的欲望，对于包含整个人类和整个宇宙的终极问题也有了自己的思考……”诸种悖论共生的背后无疑昭示着刘慈欣小说可以被一再探讨继而走向经典化的面向，此外，作为现象的现世感、在场性提示我们在此文化语境中的美学形态研究有着丰富的资源。

　　从审美文化角度对刘慈欣小说的探讨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继而甚至可以构建某种“刘慈欣审美”的三重向度。在科技发展但生态失衡的危机中，文化调和的需要极为迫切，“后人类”审美于是浮出地表。同时，在全球化进程加剧、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出身于山西省阳泉市的刘慈欣自然会携带地方性的文化基因。最后，一切文学艺术的内质总是会指向“高层”的真理，可征服宇宙的力量本质上是崇高美学的现实赋形。刘慈欣的美学从基质上来讲，是不懈地创造奇迹的愿景，以揭示人和自然在现实中的压抑和排斥。

　　一、后人类审美的迷思

　　区别于早期科幻作品，人类创世神话渐次式微，人类主导的愿景被质疑和反思。刘慈欣则与此思潮相对，在其作品当中无疑展示的是对“费米悖论”的反驳。很多人指出刘慈欣的小说之“硬”在于对人类学的反躬自省，在于技术理性当中的人性突围。如若此种说法成立，那么《大寂静》中所包含的生态愿景显然被刘慈欣的文本所忽略。关乎“人类”的讨论，无论如何应该成为当下科幻小说的核心话题。

　　“后人类”的境况已经以雷霆之势进入审美文化。后人类的起源，在笔者看来，与“大寂静”、生态美学的思潮同构，此种伦理论战的焦点仍在于人类的他者或曰人类的地球共生，只不过主人公转变为人类自身的创造物，以及人类被“替换”的危机。刘慈欣的小说人物大多数处于一种危机的情境之中，由此，人与AI的主体互化得以成立。我们可以将情绪的终结看作刘慈欣为后人类时代奏响的序曲，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定论在这里开始动摇，因为意识/观念作为人格的中心已经被质疑。当以人格的丧失、物种的更新（毁灭）作为“无忧无虑”的前提时，人类的身份当然可以转换为一种信息（信号）的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科学家莫拉维克即撰文指出，人类非实体形式，并通过人类意识可以用计算机下载得以证明。在刘慈欣的小说里也出现了“你就是AI”的逻辑，而此逻辑一旦出现，人的伦理与机器的法则同构。后人类的审美文化并不区分身体性与仿真的关系，机器人与人类目的是混淆的。考虑到刘慈欣是在精英文化的下滑期，特别是20世纪冷战终结的边缘产生的这些文本思考，不啻为一种精妙的预言写作。

　　后人类审美面对的还有20世纪末开启的主体性探讨，萨特早就指出：“我们大家都是一些向着客体超越自己的主体性。我们从主体性走向了客观性，这样一来，我们和自我的关系就改变了。”刘慈欣的小说创作被认为处理了后人类时代的“大”问题，被认为超越了“软”的“人本”而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思维推向宇宙深处。然而，在笔者看来，其时空建构的背景正是基于以上后人类时代的审美迷思，刘慈欣的作品充满张力，唯其张力的存在就必然不断折射迷思中的智慧闪光。

　　《三体》当中最为动人心魄的部分之一在于时间流的跌宕、灰烬之后的余烟、深渊中的波诡云谲，将宇宙未来命名为地球往事就是一个时间叙述的最好策略：

　　……他喊了一阵，疲惫地坐在地上，调快了时间进度，看着太阳变成飞星，飞星又变成太阳，看着恒纪元的太阳像钟摆般一次次划过长空，看着乱纪元的白昼和黑夜把世界变成一个灯光失控的空旷舞台。时光飞逝中，没有沧海桑田的演变，只有金属般永恒的荒漠。

　　三体文明入侵之前，小说通过汪淼的虚拟空间引入恒纪元与乱纪元的文明延长线，使得小说读来荡气回肠。深陷于信息网络之中，无数转变将会创造一个高度异质的世界，所谓乱纪元当中的各种形态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一旦信号这一客体成为“主体性”的表征，那么就意味着历史的发展变成了一种偶然，不再负载我们生命动能的种种触目惊心，刘慈欣小说中的历史观往往立足于此。然而就是在这种可成为乱纪元历史观的时间结构中，刘慈欣小说同时展现出了后人类审美文化更为超越也是充满悖论的部分。《三体Ⅱ·黑暗森林》的序章点明打败三体文明的唯一机会是其透明的思想，伊文斯对字幕质询，而没有伪装和阴谋的信号主体显然有其科学进化的理据：“人类的交流器官不过是一种进化的缺陷而已，是对你们大脑无法产生强思维电波的一种不得已的补偿，是你们的一种生物学上的劣势，用思维的直接显示，当然是效率更高的高级交流方式。”客体的“主观优越性”已经昭然若揭了，然而叶文洁仍然将宇宙公理推论为猜疑链和技术爆炸。也就是说，《三体》站在了后人类审美文化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看重信息的形式而反诘生命的实体，一端是承认生命的必然而抵抗信息塑造（替换）人类。 

　　二、“山药蛋审美”的重启

　　审美文化的价值厘定肇始于特殊的文化境遇中，但其性质和范畴具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比如山西文学所承载的“山药蛋审美”。 在20世纪80年代，山西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席扬先生曾经论证过“山药蛋审美”的问题，他指出了山西文学之于共和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和内在机理。在刘慈欣的现有探讨中，“山西文学”脉络的探讨是贫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刘慈欣作品中不富有“山药蛋审美”这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形态。首先，从文化整合的背景来讲，当今文化仍然具有类似于“山药蛋派”当年栖身的三元格局。当此之际，刘慈欣小说在三种文化的整合方面所表现出的杰出成就特别引人关注。

　　“山药蛋审美”最为突出的部分可能含有某种“笨”的质子，这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书写上面。在刘慈欣的作品当中不时出现对乡村基层生态的书写，对于中国农民精神层面的描绘：

　　那东西真是不错，可村里人说他们这是闹笑话哩！他们想过那些巴掌地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吗？就是绣花似地种，能种出一年的口粮就不错了，遇上这样的旱年，可能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呢！为这样的田买那三五千一台的拖拉机，再搭上两块多一升的柴油？！唉，这山里人的难处，外人哪能知晓呢？（《乡村教师》）

　　刘慈欣即使在《三体》这样的宇宙史诗当中仍然携带有大量乡土书写的因子，例如农民的形象还附带着当年的一些精神基因：勤劳、勇敢、朴实、坚韧，但因为加入了宇宙的参数，其“中间人物”会最终滑向英雄人物，即使如此这些人物仍然是“重实”的成分大于神话的成分。刘慈欣的创作无疑属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们在探讨他个性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忘记科幻文学和其他文学的审美风格差异。

　　三、崇高审美的价值观赋形

　　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讲，如何写是首要的问题。科幻文学领域内对于“软/硬”的界定透露着文学性的艰难，作家的安全方式就是表白自己即使“软”也为了展现“人类想象的不可思议”。其次，是怎样读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是文学接受的问题，其实一个人的审美欣赏通过何种方式达到，必然涉及这个作品如何建立与隐含读者的交流。科幻文学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不能通过“感同身受”这种手段，也就是说作家在表达的时候对隐含读者的带入部分要超越“优美”、“悲剧”这类审美范畴。在此，如何写和怎样读产生了同源性的诉求——呼唤强有力的审美效果。

　　崇高的美学品格中也带来刘慈欣写作上的一些特点，比如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具有典型人物的刻画方式，对话较多,心理描写较少，有扁平人物之嫌。《山》是一篇几乎由对话组成的小说，在海洋工程师的登山理想中蕴含的是广阔空间皆在脚下的精神。小说给予人类生存的理由是“山无处不在”，山可以理解为壁垒，也可以理解为200亿光年气泡的虚无感，然而正是这个壁垒和虚无的理由使得人的生存具有了悲壮的意味。《朝闻道》同样探讨的是人生的目的，宇宙的因缘。作者化用典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意味构建最大的粒子加速器（爱因斯坦赤道）以及生命和真理交换的祭坛，科学家们纷纷走向祭坛实现生命的完满。《三体》当中更是塑造了章北海、罗辑、汪淼这些带着各自不同的因由而走向精神之塔的人物形象，“面壁者”的设定也与真理祭坛的设定异曲同工。

　　在现实向度的超越之后，历史向度是中国小说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参考系。中国小说建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之上，百年新文学之路满含着知识分子上下探寻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践思索，所以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往往以纪念的和批判的再现方式为主。刘慈欣投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在小说的时间设定上，他时常采用一种纪念式的伸展方法。刘慈欣小说的所谓“超历史”并不意味着在哲学原则上超越了历史的规律，而是指一种更为开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建立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上，却通过崇高的精神净化给人类历史以飞跃希冀。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