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是强烈而固执地认定，所有把文学真正当作事业的作家都会珍视对他的批评，即使他是自负的人、有着强烈审美傲慢的人。批评的存在会让作家正视自己和自己的可能、自己的限度，能获得严苛检验的人是有福的，我觉得自己应当属于那种有福的人。

　　如果说，文学的创造其重要价值在于让我们认识生活和世界，认识和我不一样的他者的话，那优秀的文学批评同样如此，它帮助我认识我的生活和我所处的世界，认识我自己，也认识那些我所不理解的不同的他者。

　　大约20年前，我在《漓江》发表了一篇小说，之后《漓江》就停刊了，也就是说，我的小说发表在这本杂志的终刊号上。小说的头题，是毕飞宇的《谁在深夜里说话》。许久之后，有位朋友在翻阅《中国青年报》时偶尔看到了我的名字：“李浩，有人评你的小说啦。你快去看看吧！”我怀着难抑的兴奋找到了那期报纸，看到了那篇批评——他说，毕飞宇的小说写出了如何如何，是一篇非常不错的小说，而后面一篇李浩写的小说，则缺乏故事，干涸无感，意思不大，可以不看。

　　这张报纸我存了很长时间。多年后，我遇到《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作家徐虹，我向她表达感谢。她似乎很是惊讶和紧张：我没有批评过你啊，真的没有，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是的，文章不是她写的，她只是编辑了那篇文字，可我依然愿意把感激送给她。遗憾的是，她大约会错了意，以为我的感谢中“包含”着讨伐或怀恨——天地良心，我这里除了真切的感激之外没有半点儿其他的包含。那是第一篇对我的写作提出批评的文章。我感谢，是那个批评让我脸红心跳，让我暗暗决心，希望自己能写出让那位批评家认可甚至佩服的小说来。之后几年，它一直是我的“目标”，让我不敢懈怠。我总是想，这一篇小说，也许又被他所看到，翻了一页两页：他会继续看下去吗？他会不会又说，这小子怎么这样没出息，半点儿长进都没有？

　　作为小说和诗歌的写作者，我极为珍视那些有针对、有见地的批评，我觉得我的写作往往得益于这些批评，是它们让我更为确切地认知自己和自己的弱点，更为认真严肃地思忖自己未来之路，不敢松懈。我将那些肯对我进行批评的作家、批评家和朋友们看做是自己的恩人，我也愿意把他们的批评一一地记下来，让自己能够（至少是部分地）处在清醒和冷静之中，处在对自我懈怠的警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