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刘庆邦的《黄泥巴》，这个作品像他之前的《神木》、《红煤》，采取了一贯的现实主义式的写法。小说的开头就是个很典型的十九世纪小说式的开头，他以细腻绵密的笔触对中原乡村儿童玩泥巴的游戏进行了精雕细凿，这种带有民俗画色彩的描写来自于写作者的本人记忆，因而有些时候因为私心中的热爱与温情而让语言变得不加节制。如果不从小说技巧和精炼的角度来看，这个开头就是一篇绝妙的乡土散文，它的温馨和熨帖可以激活有着共同经验的读者共鸣。小说中这样的段落时常出现，但这种经验“代入感”一方面是虚幻的体验，它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满足，从而遮蔽现实本身--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传统“现实主义”对于现实的无力就体现在这里；另一方面它还会面临一个更为尴尬的问题，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不再具有作者所书写的独特经验的时候，它也就失效了，沦为一种具有怀旧功能的想象型能指。

　　作为一个有关怀的作家，刘庆邦试图勾勒基层权力斗争和乡里社会的礼崩乐坏，姑且不论这种主题如何在1990年代以来“后革命”式思想解构与观念颠覆中被一再重写，就文本自身而言，其牵涉的社会关系与结构也依然被必然而又悲剧性地简化了--《黄泥巴》不可能像茅盾《子夜》那样具有宏大气魄和高度概括的典型性，这让它最终悲剧性地成为中国当下万千故事里的一个而不再具有“典型性”，宏大关怀最终落脚于退缩性的碎片之中。小说集中描写的房户营村作为一种象征式的存在，在村中人物的权力争夺中，丢弃了自身的历史，同时未来的重大变革可能性也隐匿不见，情节靠尔虞我诈的逻辑推进，这让它的“现实主义”面目更像一个缺少历史深度和未来关怀的后现代叙述。

　　在概括现实的意义上，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试图以时间为线索，以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故事来结撰晚近三十年的历史转型。这种雄心显然来自于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和写作模式，但单薄的文本却撑不起这种厚重的雄心而在两个方面都凸显出匮乏。历史与现实经验性的匮乏让细节几近于无，每个人物的性格与命运都呈现出抽象的发展，充盈在其中的倒是大量作者主观性的意念；宏观抽象能力的匮乏又让历史与现实呈现出简单粗暴的逻辑，原本应该充满各种模糊与暧昧的社会空间、权力和运作都被粗线条地白描化约为一条明确的颓败的轨迹。因为双方面的匮乏，使得作者不得不寻求想象力的补充，但她的想象力却是被充斥在大众传媒上的“习见”所规约，从而放弃了作者自身的独立性思考和文学意义上的发现。小说因此令人遗憾地流入到一个类似于山寨版的余华《第七天》，社会新闻式的故事点缀在人物的命运之中。社会新闻追求轰动效应，它们本身不具有典型性，当偶然性的命运故事集中起来，它们拥挤不堪，就像一个遍布各式没有化开的“浓汤宝”的汁液，情节与人物并没有融合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认知物。抽象与概括于是成了化简的故事会。

　　这样的故事有着时间形式的外貌，却不具有现代主义的时间感，即没有展示出新的历史经验的复杂性，它所叙述的“现实”并不是实践领域的现实，而是对媒体中被语言表述过了的“现实”的模拟。这是一个充满残酷内容的小说，但令人惊奇的是，作者似乎以一种零度写作的态度呈示现实，因为缺乏有历史悲悯的感觉和激情，让这种现实的符码最终只是成为一种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