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上海成为文学中心，学界一般强调的是西方因素的影响。但如果不是孤立地看晚清上海，而将其放入它所在的吴地中动态地分析，则我们不能忽视晚明出现过的另一个小说中心——苏州。在晚清，苏州的衰落与上海的崛起又几乎是同步的。因此，晚清上海小说中心的形成，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造就，也是吴地小说中心移位的结果。正是苏州经济、文化、人才、出版等方面优势的丧失与资源的转移，上海才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小说中心。

　　【关 键 词】吴地/苏州/上海/晚清小说/移位

　　【作者简介】张袁月（1985-　），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山东 青岛　266580）；陈洪(1948-　 )，男，山东栖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明清小说与小说批评研究（天津 300071）。

　　上海是近代小说中心，这一点早已成共识。但在分析上海小说中心形成原因时，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西方因素的影响。这留下诸多问题无法圆满解释，如晚清开埠的口岸城市很多，为什么只有上海成为了文学创作与传播最集中的区域?西方因素从1843年起就应发生作用了，但为什么上海在开埠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崛起?明清时期的小说重镇苏州到晚清为什么未能与上海成为并峙双峰?如果我们不孤立地看晚清上海，而将其放入它所在的吴地作动态考察，不难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晚明的苏州地区一度成为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核心区域，这种兴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中期，却在晚清突然沉寂。与之相应的，是上海的突然崛起与小说的迅速繁荣。这种耐人寻味的对比提示我们：晚清上海小说中心的形成，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造就，它与上海所在的吴地，与曾经吴地的小说中心——苏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晚明苏州：吴地小说中心的形成

　　苏州由于地域环境的优越，农渔业发展较早，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明代以后，苏州农业走向商品化，稻作生产逐渐转为经济作物种植，纺织业高度发展，晚明时期商业尤其繁盛，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划时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246发达的经济一方面给苏州人创造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一家有了二三百亩田地就没有衣食问题，所以集中精神在物质的享受上，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上，在科学的研究上”[2]5。另一方面，经济重心由生产转向消费，带来消费文化的勃兴，直接推动了文学的商品化。明代白话小说的代表作“三言”“二拍”，均是书商邀约而推动的创作。翻开晚明小说，“购求”“购刻”的字样也频频出现在识语或序言中。苏州的小说创作没有在宋代爆发出光辉的火焰，而在晚明突然繁盛起来，与此时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勃兴的消费文化可谓表里相依。

　　重商的城市不止一个，但在小说方面大放异彩的，似乎只有苏州可谓典型，这要归因于苏州深厚的人文传统。自晋室南渡吴地完成“尚武”向“尚文”的转型后，其崇文尚学之风就从未改变过。学术上有“吴学”；诗文上先后有“吴中四杰”“吴中四子”“江左三大家”，而文学社团林立更是蔚为大观；艺术上有我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持续最久的画派——“吴门画派”；戏曲上更创造了明清传奇的高峰。不可忽视的是，苏州在科举方面更是熠熠生辉，得到“状元之乡”的美誉。这样的文化环境对于“虽为末学，尤务多闻”[3]3的小说创作来说，提供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明代已有人注意到“苏州人惯作小说”的现象，即归于“苏人好文”[4]卷十二之故。

　　当然，仅有小说创作，没有发达的印刷业，大量小说的刊印也不可能实现。众所周知，建阳是明代小说的刊刻中心，然若分期来看，情况则有不同。我们据王清原等编《小说书坊录》统计，万历以前，苏州书坊刊印小说种数为0；万历时，小说刊印数为4种，同期建阳为34种，是前者的近9倍；到天启、崇祯时期，建阳跌落为1种，苏州分别为11种和17种，远在建阳之上，并在清初超越建阳成为新兴的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