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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补之词编年匡补
2014年12月10日 10:30 来源:《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作者:李朝军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晁补之词的编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两部校注著作即刘乃昌、杨庆存的《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与乔力的《晁补之词编年笺注》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不意味着晁词编年工作的最终完成,它们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甄别、补证、完善的问题。乔著认为本词与《凤凰台上忆吹箫》(千里相思)同样为闲居金乡时作,但没有论证(见第138页)。(参乔著77页、刘著102页)本文认为此词与《满庭芳·忆庐山》、《满庭芳·用东坡韵题自画莲社图》(归去来兮)等歌咏庐山的词作一样,属于补之的“思山辞十数”之一,作于晚年闲居金乡时期。

关键词:韩忠彦;崇宁;晁端礼;词作年;大观四;晁补之词;闲居;墓志铭;可知;著作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晁补之词的编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两部校注著作即刘乃昌、杨庆存的《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与乔力的《晁补之词编年笺注》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不意味着晁词编年工作的最终完成,它们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甄别、补证、完善的问题。本文共考辨16首晁补之词的编年,其中质疑并修正6首,补充编年4首,判别编年分歧8首,附带为晁端礼词编年3首。

  关键词:晁补之词 晁端礼词 编年

  基金项目:本文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060400950。

  作者简介:李朝军,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江苏 南京 210097。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是北宋很有影响的文学家,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在当时以诗文著称于世,同时又是一位重要的词家。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晁补之词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有两部点校、笺注晁词的专著堪称集成之作,这就是刘乃昌先生、杨庆存先生校注的《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刘著”)和乔力先生校注的《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乔著”)。在古籍整理中,给没有明确时间标志的古代文学作品编年并非易事,然而它又是一项绕不开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正确理解和作家生平、思想的研究。不仅如此,晁补之词的编年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那就是其族叔、有名的“大晟词人”晁端礼(1046-1113)与他唱酬甚多,但其词无题无序,生平资料匮乏,因而补之词就成了考知其词作年与生平的重要途径。可喜的是,上述两部著作在精校细注的过程中,都尽力为补之词作了编年,乔著在附录里还兼及补之诗文。据统计,刘著收录词作167首(不含存疑词),编年87首;乔著收录166首,编年122首;并且,乔著正是以此为基础,打破了晁补之词集各版本相仍已久的六卷本体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晁词的编年工作已经结束,因为:一者,还有相当一部分词作没有编年或者编年仅是一个大致时间;二者,已编年的结论并非都能保证正确无误;三者,两著在编年方面分歧仍多,需要甄别是非;四者,不少结论还缺乏应有的论证。本文拟就以上方面略陈一隅之见,同样不能终结这项工作,期待学界同仁的继续努力与赐正。

  一、《上林春·韩相生日》(天惜中秋)作于崇宁二年(1103)

  刘著认为此词建中靖国元年作于汴京(见其第188页),乔著也亦持此说(见第97页)。其依据在于,从内容上看这是写给丞相韩忠彦的贺寿词,韩忠彦为相时间在元符三年(1110)四月至崇宁元年(1102)五月[1](第5511页、第5513页),而晁补之是“庚辰(元符三年)七月遇赦北归”[2](卷33《书李正臣怪石诗后》),这年中秋时节尚在北归途中,则作年只能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

  事实上细察词中内容,即知它作于韩忠彦罢相之后而非居相位之时。如其称韩忠彦此时的境况为“乍归来,暂燕处,共仰赤松高辙……旧有衮衣,公归未晚,千岁盛明时节。命圭相印,看重赏、晋公勋业”,这里“暂燕处”、“旧有衮衣”、“看重赏”诸语都表明韩忠彦已不在相位,而“想人生、会须自悦。浮云事、笑里尊前休说”二句,更是在劝慰开解韩忠彦了。至于称罢相的韩忠彦为“韩相”,不过是一种尊称而已,补之词还有类似的例子,如其徽宗朝废退时期所作《一丛花》(碧山无意解银鱼)词序称罢官多年的晁端礼为“十二叔节推”,“节推”就是晁端礼元丰七年被罢职除名时的官衔“泰宁军节度推官”[3](元丰七年十月己丑条)。此外,与晚年补之多有唱酬的晁端礼尚有两首同调的《上林春》,尽管无题、无序,但从其内容上看它们都是同时为韩忠彦生日而作。如晁端礼《上林春》(霖雨成功)写季候云“佳辰况当秋霁”,晁补之词则明言是“中秋”时节;端礼《上林春》(伊洛清波)写韩氏当时的境况:“暂来卧治。况廊庙、正多虚位。看登庸,辅圣主、万年康济。”则与补之“暂燕处”云云如出一辙。可见这些内容其实正反映了当时韩忠彦遭受政敌攻讦、谪居济州的政治困境,如《宋史·韩忠彦传》载:“(崇宁元年)十二月癸丑,又论忠彦在相位,不应弃湟州,谪崇信军节度副使,济州居住。逮复湟、鄯,又谪磁州团练副使。”[1](第10231页)宋人陈均亦载云:“十二月论弃湟州罪,再贬韩忠彦等九人,韩忠彦散官安置济州。”[4](卷26)因此晁补之、晁端礼的《上林春》三词作于韩忠彦谪居济州期间无疑。据《宋史·徽宗本纪》的时间记载:“(崇宁元年)十二月癸丑,论弃湟州罪,贬韩忠彦为崇信军节度副使。”[1](第366页)“(崇宁二年)八月丁未朔,再论弃湟州罪,贬韩忠彦为磁州团练副使。”[1](第368页)则《上林春》三词当作于崇宁二年八月。

  对三词作年的不同认定会带来对于词家人品气节的不同认识。如上文所述,二晁词中颂美韩忠彦的内容,不但可以去掉阿谀奉承的嫌疑,而且还应该理解为患难之际朋友之间的互相勉励和安慰。晁补之现存词作因此也排除了这首唯一的“谀词”,这在谀颂成风的徽宗祠坛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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