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中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四六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形式特征最为严格的骈文，骈文本就难写，按理说四六文应该更难写，但是翻开宋以后任何一部四六选本，会发现似乎什么人都能写四六，而且看上去还都写得挺像模像样。若从写作群体身份的多元、写作总量的巨大及应用范围的广泛上来看，四六理应被重视和阐扬，但实际情况却是骂的人多夸的人少，很多所谓的正统文人更是边写边骂。这些有趣的现象是与四六特殊的语体特征和社会功能相关联的。

　　从现存大量的中晚明四六选本的选文来看，四六文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一是作为官场公文的主要写作方式。当时，官场中各机构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公文往来常以四六的形式写就。现存中晚明四六选本中有很多都是以官制分类的，于中可见四六在明代官场公文交际中的流行。以钟惺辑注的《四六新函》为例，此选本收明人章表笺启，以所属之官制分类，共计十二卷。每类之前皆有官制考略，之后依次附有散联、择段、典故，此皆供官吏日常公文交际备考之便。二是充当士绅日常交际礼仪沟通的工具。以丘兆麟选注的《新刻学余园类选名公四六凤采》为例，所选皆为明人四六书启，计四卷（附录一卷）。此书选文按具体用途分类，以备官僚缙绅日常应酬查考之用，几乎涵盖了士绅日常应酬的各种场合。

　　彰显礼节与传情达意并重

　　四六在官场公文写作以及士绅日常交际中普遍适用，这与其本身的两大特性不可分。一是四六利于彰显礼节的特性。明代中后期四六在官场交际中应用非常频繁，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彰显礼节方面的特殊功能。如钟惺《四六新函》序中所言：“双声叠韵，聊展其恭敬之忱；合璧连珠，爰立其端严之体。又事君使臣朋友相遗，礼文之不可废者也。故诰表笺启至今用之。”四六在声律方面“双声叠韵”的要求，能够以其声调之齐整，利于显示“恭敬之忱”；而其“合璧连珠”的对仗，则能够以其句式之工整，利于展现“端严之体”，在讲究尊卑关系和官员体面的官场之中，四六这种由文本形式而凸显出的恭敬与庄严，自有其无可替代之处。所以“诰表笺启至今用之”，盖“事君使臣朋友相遗，礼文之不可废者也”。而卜履吉在其《四六灿花叙》一文中则更明确指出官场公文以四六形式呈现的必然性，卜履吉追溯庙堂公文之源头，发现古之大臣在“贡枕宣略于庙堂”时，往往“未尝以意铸炼之而要其对”，并进一步指出官场公文“常贵整齐，而不尚纷错”的语体要求。正是出于这种“骈其四，乃四之不得不骈也；俪其六，乃六之不得不俪也”的必然要求，所以官场公文以四六形式呈现，便也理所当然了。

　　二是四六利于传情达意的特性。四六不仅在官场交际中广受欢迎，在士绅日常应酬中也十分常见。蒋时机在《四六宙函·凡例》中有言：“至于通问报问之间，云树山川之隔，傥非曲述其思致，宛道其心灵，胡以表殷勤，通悃欸也。是以云笺锦字，皆灿花之文。雁帛鱼书，尽联璧之句。缙绅不废，笔札宜工。”所谓“傥非曲述其思致，宛道其心灵，胡以表殷勤，通悃欸也”，即是说四六在人际交流方面的特殊效果，这种效果主要是通过辞藻的描绘和对仗的精工来实现的。好的四六能够运用其在辞藻和对仗等表达技巧上的长处，来产生良好的情感效果。正如方大镇的《旁注四六类函序》所言：“今缙绅大夫，大都以四六为酬答，亦知格尚排偶，响叶宫商，以非此不足泄发才情，寄吾缱绻。”由此可见，时人已清晰地认识到，四六在对仗、辞藻、声律、用典等方面的特点如果运用适当的话，便能很好地实现“泄发才情，寄吾缱绻”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