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宁楷所写的《〈儒林外史〉题辞》是近来发现的一篇重要文献。根据宁楷本人的作品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考证出，载有《〈儒林外史〉题辞》的《修洁堂初稿》一书的完成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也便是在吴敬梓去世至少十年后方才成书。《〈儒林外史〉题辞》在宁楷著述中所处的位置较为特殊，从内容看也基本都集中于小说的下半部。同时，以宁楷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人物武书在书中有种种超乎寻常的表现，而在宁楷的诗文作品和“幽榜”之间也充满了诸多微妙的联系。根据对于以上这些方面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宁楷很有可能便是《儒林外史》中“幽榜”一回的增补者。

　　关 键 词：宁楷/《修洁堂初稿》/《〈儒林外史〉题辞》/“幽榜”

　　作者简介：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叶楚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出版过专著《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

　　武书(字正字)是《儒林外史》下半部出现的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据金和为《儒林外史》所作的跋语“武正字者程文也”①，则武书的原型应是程文。何泽翰先生在其《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一书中提及了金和的说法，但同时也指出这属于“据现有资料，还不能完全说明某一小说人物确是摄取某一原型的”②，因此姑且存疑。近来，郑志良先生根据宁楷所著《修洁堂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中的相关诗文作品，以及宁楷与武书姓名字号之间的关联，认为“《儒林外史》中‘武书’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即是宁楷”③。从郑志良先生的分析和推论看，此说极确，不仅解决了武书人物原型的问题，也将宁楷这一曾经为学界关注过的人物重新纳入研究视野，这也正是何泽翰先生在其论著中所期待的“更深入的探讨”④。

　　在认为宁楷是武书原型之外，郑志良先生在文章中还附载了另一则非常关键的材料，即由宁楷所写，保存在其《初稿》中的《〈儒林外史〉题辞》(以下简称《题辞》)。这篇用骈体文写成的《题辞》涉及了《儒林外史》中的诸多情节，是《儒林外史》研究领域新发现的一篇重要文献。郑文考证了《初稿》成书的时间，认为“应成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约在乾隆十八年”，以此为基础，郑文推测《题辞》中提到的小说内容特别是曾经广受质疑的第五十六回都应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

　　事实上，根据《初稿》所载诗文作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郑文有关《初稿》成书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的乾隆十八年(1753)之说值得商榷。本文便从考辨《初稿》的成书时间入手，探讨《〈儒林外史〉题辞》所指示出的研究路径，并进而考论《题辞》的写作者同时也是武书原型的宁楷与《儒林外史》一书的渊源和关系。

　　一 《修洁堂初稿》成书时间考

　　郑文认为《初稿》约成书于乾隆十八年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初稿》中“有明确纪年且时间最晚的作品是卷一二《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其所指向的时间是乾隆十八年(1753)秋天。其二，宁楷的另一部诗文集《修洁堂集略》(以下简称《集略》)卷二有《挽吴赠君敏轩四首》，而“此诗不见于《修洁堂初稿》，因此《修洁堂初稿》应成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约在乾隆十八年”。

　　就第一点而言，《初稿》中有明确纪年且时间最晚的作品确实是《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但在集中大多数作品的写作时间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仅以此篇明确纪年的作品确定成书时间显然是不周全的。

　　就第二点来说，这涉及到宁楷现存的两部别集《初稿》和《集略》的编次体例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两部别集的文章部分基本上都是按照类别分卷。诗的部分，《初稿》并无明显的体例可寻，《集略》虽然不是非常明确地以编年方式编次，但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卷，这也使得《集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梳理《初稿》诗作时间顺序的一个标尺。

　　《初稿》中的一些诗作也被收入了《集略》，并且所有收入《集略》的诗作都被放入了前两卷，而卷二最后的作品便是《挽吴赠君敏轩四首》，这也应该正是郑文将《初稿》的成书时间定于吴敬梓逝世之前的主要原因。

　　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并不是所有《初稿》中的作品都被收入了《集略》。在《初稿》的266首诗作⑤中，只有34首进入了《集略》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初步认为这34首诗的写作时间早于《挽吴赠君敏轩四首》，对于其他未收入并且写作时间暂不明确的作品则不能下这样的断言。

　　其次，从《集略》中所载作品来看，也并非所有吴敬梓逝世之前的诗文作品都被收入了《初稿》。《集略》前两卷共有54首诗作，其中见于《初稿》的只有34首。也便是说，有20首诗未被《初稿》收入，其中就有曾被收入《晚晴移诗汇》一书、并被视为宁楷代表作的《黄陵庙》⑦。诗是如此，文也不例外。在《集略》中，有一些写作于吴敬梓逝世之前的文章不见于《初稿》，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便是《祭皋里先生文》与《再祭皋里先生文》。

　　这两篇文章祭祀的都是杨绳武。杨绳武，字文叔，世称皋里先生，曾担任钟山书院的掌教十三年之久，也是曾在钟山书院就读的宁楷的恩师。对于“家贫早孤”“上下四顾，毫无依倚”⑧的宁楷来说，其之所以最终能“成就学问”“名震于时”，与杨绳武“朝夕启迪，提携保护若慈父母”⑨式的熏陶鼓铸之力密不可分。当宁楷受到一些士人的非议和诽谤时，杨绳武会越发地“爱护之”，甚至在“广庭高坐，王公大人所毕集”的场合，“辄颂言宁楷为伟人”(11)。正因为如此，在宁楷的众多师友中，倘或只能举出一位让他“终身不能忘者”(12)，则非杨绳武莫属。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收入文章相对较少的《集略》中(13)，与杨绳武直接相关的文章就有五篇之多(13)。

　　《祭皋里先生文》与《再祭皋里先生文》是乾隆十五年(1750)杨绳武去世(14)后宁楷为杨绳武所作的祭文。据《再祭皋里先生文》中“呜呼!先生逝逾一载”(15)可知，此篇约写于乾隆十六年(1751)，则《祭皋里先生文》或应写于乾隆十五年(1750)。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均早于乾隆十八年。但从时间上看完全有可能收入《初稿》、对于宁楷个人来说也特别重要的这两篇文章却都不见于《初稿》。由此可见，除了时间因素之外，作品是否收入《初稿》还有其他一些我们现在难以获知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仅凭《初稿》中没有这两篇祭文，甚至也没有提到杨绳武的去世，就认为《初稿》成书于杨绳武去世之前。同样的道理，只存于《集略》，而没有被《初稿》收入的《挽吴赠君敏轩四首》也不足以成为《初稿》成书时吴敬梓尚未逝世的证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初稿》中有明确纪年的作品《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还是没有载入《初稿》的《挽吴赠君敏轩四首》，都不能帮助我们确认《初稿》的成书时间。事实上，就《初稿》所载作品看，其成书时间绝不止于乾隆十八年。

　　在《初稿》卷一三中有题为《赠严东友四首》的诗作。严东有，有时也写作严冬友，即与吴敬梓、吴烺父子关系甚为密切的严长明。严长明同时也是宁楷的好友，在《归求草堂诗集》卷二中便有记载其与宁楷之间交往的《宁栎山读书嘉兴寺过访有作》一诗。《初稿》中的这四首诗就是宁楷赠给严长明的，其中的第四首为：

　　螭头献策柳烟轻，锁院挥毫杏雨清。迟我十年城市里，看君垂手到公卿。(16)据《清史稿·严长明传》，严长明于“高宗二十七年南巡，以诸生献赋，赐举人，用内阁中书”(17)。又据《清实录》，乾隆二十七年三月辛酉，“程晋芳、赵文哲、严长明、徐步云、钱襄，俱着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18)。对于这次乾隆南巡召试，在严长明的《归求草堂诗集》中也有较为详细的呈现。诗集卷五中一连数首诗题咏的都是此事：《二月十四日迎驾扬州北门高桥》《三月二十六日召试钟山书院》《御试江汉朝宗诗》《二十八日蒙恩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感赋二律》(19)等将此次献赋、召试以及最后中举授官之事清晰记述出来。对照这些诗作可以看到，“螭头献策柳烟轻”指的是严长明二月十四日迎驾献赋，“锁院挥毫杏雨清”是写三月二十六日在钟山书院的考试。至于“迟我十年城市里”一句，则与宁楷自己的科举经历有关。

　　乾隆十八年，宁楷“中乡试式”(20)成为举人，乾隆二十七年距离乾隆十八年恰好有十年之遥，因此“迟我十年城市里”写的正是两位江宁同乡好友，严长明得到举人的功名比宁楷晚了十年。而最后一句应和的不仅是三月二十八日严长明由诸生一举而成为举人，相较于宁楷当年考中乡试后单纯的举人身份，严长明还同时被授予内阁中书的官职，对于宁楷来说，正是“看君垂手到公卿”。

　　由此可以确定，《初稿》卷一三《赠严东友四首》中的第四首诗题咏的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严长明中举得官之事，因此，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二十七年，这也就代表着《初稿》的成书时间距离郑文所认为的乾隆十八年，也至少要晚十年。

　　能够考论成书时间的不只是这首诗作，在《初稿》中还有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即卷一九的《〈五声反切正均〉序》和卷二○所载的《书吴逸斋〈周髀图注〉后》。《周髀图注》和《五声反切正均》都由吴烺所著。因此，“逸斋”应是吴烺在我们所熟知的“杉亭”之外的另一个别号。《周髀图注》一书，现能看到吴烺好友沈大成所写的《吴舍人〈周髀算经图注〉序》，其写作时间是“乾隆戊子”(21)，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于宁楷为此书写书后的时间则还不能确定，但也不应与沈大成作序的时间相去太远。

　　《五声反切正均》一书亦有吴烺好友程名世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其中有道：

　　杉亭舍人渊雅绩学，撰著甚富，所辑《五声反切正均》六篇，言简而义精，证博而旨远，实能发前人未发之秘。余急捐囊金镌之，以公同好……乾隆昭阳协洽且月，江都程名世筠榭撰。(22)乾隆昭阳协洽且月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乾隆二十八年吴烺曾离开北京至南方的扬州等处游历，在扬州时与程名世有较为频繁的交往。在吴烺《杉亭集》所载癸未年(即乾隆二十八年)的诗作中，有多首诗都与程名世有关(23)，而在程名世的《思纯堂集》卷六中有《雨中送吴杉亭舍人之吴门》，此诗下面隔一首为甲申(乾隆二十九年)立春之作(24)，则这首诗也应该写于乾隆二十八年，是送别吴烺赴吴门时的赠诗(25)。因此，从吴烺与程名世的交游看，序言所标注的写作时间也没有问题。正是在1763年游历扬州期间，程名世与吴烺交往甚密，因此出资帮助吴烺刊印了《五声反切正均》，同时写下了这篇序言。

　　而在《初稿》所载宁楷所写的《〈五声反切正均〉序》中亦有如下之语：

　　吴君逸斋好辩论古人之文而尤工诗赋，旁及词曲，于音韵之学务穷其微，广征博采，著为《五声反切正均》六篇……吴君与予同学于书院，今刻是书质之当代而嘱序于予。(26)这篇序言没有标明写作时间，但由于其中有“今刻是书”四字，足见宁楷的这篇序言是为吴烺《五声反切正均》一书刊刻而作，因此，其写作时间也正与程名世的写序时间相同，即刊刻此书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

　　事实上，不仅《赠严东友四首》其四和《〈五声反切正均〉序》可以明确地将《初稿》的成书时间推至不应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初稿》中其他一些诗作也应是在郑文所认为的乾隆十八年(1753)之后所写。

　　在《初稿》的卷一一、卷一二中分别有《观猎》和《捣衣》两首诗，在吴烺的《杉亭集》中亦有同题同韵的五律(27)，因此应是朋友之间的唱和之作。在《杉亭集》中，《捣衣》和《观猎》都置于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从《杉亭集》这一年所载的其他诗作可以知道，此年年初吴烺动身从南方回到北京，一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初，吴烺得到金兆燕所寄吴敬梓逝世消息的书信，才匆忙从北京赶回南方(28)。而宁楷在乾隆十八年乡试中举后，即动身赴京城参加乾隆十九年的会试。在此科会试中，宁楷没有考中进士，却名登明通榜，这也就是《集略·先府君家传》中所说的“甲戌中明通榜”(29)。所谓明通榜，是在会试落卷内选文理明通的举人于正榜外续出一榜，称为“明通进士”，这些明通进士会被授予教官的职位(30)。此后宁楷被任命为泾县教谕之职，并于乾隆二十年(1755)到任(31)。

　　这也就意味着在乾隆十九年宁楷赴京参加会试、候选官职的这一长段时间内，宁楷和吴烺都在北京，两人也有充分的时间在一起聚会、唱和。因此，与《杉亭集》所标注的时间一样，宁楷的两首同名诗作也应写于乾隆十九年(1754)。而从诗作的内容来看，无论是《观猎》一诗所体现的北方围猎的场景，还是《捣衣》所抒发的羁旅远游的情绪也都与宁楷在彼时彼地的所见所感极为一致。

　　同样是唱和之作，《初稿》卷一一的《谒卞忠贞公墓》也有相类的考索时间的价值。在宁楷好友戴翼子的《白集》卷一中有名为《谒卞忠贞公墓》并且用韵也相同的诗作(32)。而在严长明的《归求草堂诗集》卷四中，亦有题咏卞忠贞公墓并同韵的五言诗。诗前有一段文字：

　　卞忠贞公墓前有石柱一文云：“晋尚书令假节领军将军赠侍中骠骑将军成阳卞公墓”。康熙中，园父治地冶城所得，字迹瑰玮，巨书深刻。予欲仿欧阳文忠《湖州石记》之例断为颜鲁公书，并邀同人作诗以实之。(33)此次题咏由严长明发起，因此这首诗应是其他唱和诗作的起点。而从诗作来看，与严长明俱是好友(34)的宁楷与戴翼子也都在被邀请作诗的“同人”之列。严长明的这首诗在集中被置于丙子年间，《初稿》中《谒卞忠贞公墓》一诗的写作时间也不会比丙子年——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更早。

　　可以看到，以上所论及的这些《初稿》中作品的写作时间都晚于郑文所认为的乾隆十八年(1753)，这些作品中时间最晚的应是《〈五声反切正均〉序》写成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此，《初稿》的成书也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此时距离吴敬梓逝世已有十年之久。此外，郑文认为在《集略》中所载的吴敬梓序言“应是《修洁堂初稿》的序”也同样存在疑问。与《集略》中的另外五篇序言不同，这篇序言没有题名，因此很难知道吴敬梓的序是为已经融入《集略》中的哪一部著作所写，是《修洁堂稿》抑或是《修洁堂诗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绝不可能是《初稿》的序言，至少不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部《初稿》的序言。因为吴敬梓写序的时间是“乾隆十有三年”(1748)(35)，而《初稿》中的很多作品，包括郑文用以确定成书时间的《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都在此年之后。

　　总之，以上考证可以证明《初稿》的成书时间应在吴敬梓去世之后。尽管如此，郑文所发现的《题辞》确实是一篇非常关键的资料，对于研究《儒林外史》的成书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