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豆最早的记忆，是在姥姥家的饭桌上。

　　不知道是故乡的土壤不适合土豆的生长，还是品种的问题，抑或是姥姥把大的品相好的土豆挑了出去，为的是卖个好价钱，反正姥姥家饭桌上的土豆又小又青。姥姥家人总是围着一盆小如鸡蛋的土豆吃得津津有味，虽然我对吃食很挑剔，但我从不拒绝土豆。

　　真正意识到土豆也有不同的口感，还是从故乡迁徙到东北的小镇以后。

　　刚到小镇上，母亲带着我们住在只有一间半的土屋里。土屋的一面墙借助了高大的酱菜厂的房山墙，这样看来，低矮的土屋就像一个饿得有气无力的乞儿。土屋冬天湿冷，夏天潮热，但最令我们煎熬的是口粮的短缺。全家的供应口粮只够吃半个月的，所以，母亲总是精打细算地做每一顿饭。母亲最常做的就是菜团子，所谓的菜团子就是把剁碎的白菜或酸菜捏成一个圆团团，在仅有一层的玉米面盆里骨碌，骨碌一层黄色的面粉之后，放在锅里蒸……饥不择食，只要能入口的东西，我们就往嘴里填。夏天青菜便宜，一毛钱能买一小簸箕茄子，我们家就经常吃茄子，大概母亲怕我们顿顿吃酱或盐拌茄子没滋味，有时候就点几滴生豆油拌茄子。为此，我因为生豆油的味道呕吐过无数次。除了茄子还有豆腐，豆腐一毛钱一块，有时候也用黄豆换……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吃得无比香甜，可我吃一两顿就够了。

　　20世纪70年代，老百姓的饭桌上贫瘠得如同盐碱地。而我就是盐碱地上一棵羸弱的草，在风中左摇右摆。

　　北方的冬天漫长，那时候北方的冬天也不装假，该冷的时候绝对冷得彻底。入冬之前，母亲带着我和大弟把过冬的白菜土豆萝卜都买回来。可能是白菜价格贵，母亲总是买够腌一缸酸菜的白菜就不再多买，却使劲地买大头菜和土豆。因为土豆能顶粮食，无论贵贱都得买。所谓的大头菜是小镇上人的叫法，故乡的人都称它为“疙瘩白”，现在人们都叫它“卷心菜”。别人家过冬的菜都储存在窖里，我们家借住的房子里没有菜窖，买回的土豆都放在箱子或者八仙桌下。箱子下放不下，就把余下的土豆和大头菜堆到屋角。狭小的空间被土豆和大头菜占去一大半，我们玩耍时就只能局限在炕上了。但母亲一点都不用为堆放在屋角的土豆和大头菜发愁，因为不等到腊月，我们家的土豆就见底了。

　　那时候，豆油都是按人头定量供应，母亲舍不得吃豆油，总是等着休探亲假的父亲回来，才拿上瓶子或铁桶到粮店打回豆油。所以，我们家炖的大头菜土豆总是清汤寡水的，再加上顿顿都吃高粱米或者小米饭，吃了几顿，我胃口就不舒服。小镇上的人家都是捞小米饭，母亲也学。高粱米饭硬，小米饭也一粒是一粒的，于是，我宁可饿着也不吃饭。每顿饭，只捡土豆块吃，或者喝些米汤。

　　父亲回来了，我们家也有了过年的气氛。父亲带着大弟去买鞭炮，也给我和两个妹妹买色彩鲜艳的头绫子，给小弟买饼干之类的吃食。当然，我们家也会烀肉炸丸子，积攒了一年的豆油都派上了用场。我常常对母亲说肚子疼，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还长着胃，母亲可能也不会关注到我的胃，我只要一说肚子疼，她就让我到热炕上烙烙。父母夜半私语，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若是能让君吃上细粮，她肚子就不会疼了。

　　我猫在被窝里哭了，我想母亲还是心疼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