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论、读美学著作和思考，

　　感觉很对味

　　朱平珍：您在文艺学、文艺美学、艺术学、当代艺术学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研究的学术之路的。

　　王一川：我在读本科时就选择了“美学”为未来学术人生的立足点，并且在这条道上一直走了下来。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那时身处全国性的“美学热”大环境中。刚进校时，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们的一举一动，总是引来我们的关注。美学热给我的巨大影响，可从听李泽厚讲演这件事见出。在1980年第一届全国美学大会后，李泽厚应邀到我的母校四川大学讲学。那年他刚满50岁，正当盛年，名气如日中天，李泽厚以其变革姿态、开放思想和奔放文笔，俨然为人文学界第一名家，引发全国青年学子们竞相崇拜和仿效。听讲时虽吃惊于他的谨言慎行，直觉远不如其文笔来得潇洒奔放，但并不妨碍那么多青年学子热捧他。

　　第二个原因，是我意识到自己搞创作不如做理论。我在大一时，当了“文学概论”课代表，对文学理论情有独钟。那时许多同学进校后纷纷投入创作，写诗、小说、散文或剧本的都有。同学们自发成立了“锦江文学社”，办《锦江》杂志。我自己也与苏丁同学合作以“丁川”为笔名发表了生平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论短评。自己写的字变成了正规的铅字，这个感觉太美妙了！我还与同学们骑自行车到成都街头巷尾去卖《锦江》杂志。我曾试过写诗、写小说，但试来试去，终于意识到自己搞文学创作不灵，得不到诗兴的召唤。而一旦做文论、读美学著作和思考，就感觉很对味，所以就想到把文学理论定为今后的主攻方向。

　　第三个原因是川大美学氛围的强力引领。我们1977级大学生多数是“知青”，来自农村“广阔天地”或厂矿，面对十年浩劫，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和研究而寻求真正人性的生活、美的生活，于是对美学抱以莫大的期待。那时的成都乃至全川，可能是全国“美学热”中最“热”的西部省会城市和省份，而川大无疑处在核心地带。改革开放之初，成都的“盆地文化”有一种特点：由于自感地缘上的偏僻或边缘，生怕被戴上封闭和落后的帽子，因此特别渴望开放。川大同学从而远比北京中心和东部沿海的大学生可能更充满开放和先锋的强烈渴求。

　　第四个原因，是我本科毕业时就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实现了我的“北大梦”。既然喜欢美学，那在当时最好的地方就应该是美学老人朱光潜和宗白华所在的北京大学了。碰巧听说那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胡经之在全国倡导在文艺学学科里设立“文艺美学”学科，并在北大率先开出了“文艺美学”选修课程，受到77级大学生的欢迎。而到我报考硕士生选择学校和专业的1981年秋，竟欣喜地发现胡经之已经开始招收文艺美学方向硕士生了！正是胡经之和他在北大开创的文艺美学学科，为我梦圆美学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第五个原因，是硕士生毕业时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童庆炳的召唤。他正谋划振兴北师大的文艺学学科，需要新人，于是委托那时在北大进修的同事齐大卫到北大选人，胡经之推荐了我。于是，我幸运地从1984年9月起在北师大开始了“美学”课的教学生活，其间还跟随黄药眠和童庆炳在职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并一直工作了长达27年，才在2011年得到北大校领导和叶朗的信任及召唤而重返北大。

　　这些告诉我，走一条学术道路并非仅仅出于个人选择，而要依赖于多种原因(当然不限于上面这些)形成的合力。个人的主动选择，只有通过大小环境和众多“贵人”的共同恩惠，才可能有所成就，否则你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