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西班牙内战结束仅5个月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浇灭了西班牙境内任何残留的国际社会援助重建的希望。独裁森严，民不聊生，整个国家陷入绝望情绪中，而战后最初几年的诗坛面貌在许多战争或革命失败后都曾见过，即脱离国家现实，更注重古典格律与形式的雕琢，宁愿把目光投向曾经辉煌的时代。对帝国的回忆如此不真实，诗歌成为一种文体练习，客观地书写一个人造的世界，只能听见韵律。此时西班牙最显著的潮流是回归黄金世纪伟大诗人加尔西拉索的遗风，诗人们面对可怖的现实，试图用田园之静美消弭情绪的波动——无论是热血澎湃抑或切齿仇恨都安息在诗歌的音乐与辞藻中，如帕内罗所写“下午沉睡在我脚下，背阴的地方”。除此之外，对宗教信仰的吁求也成为追求精神平静的方式，涌现出诸如《天颂》中“我将不吟唱，不吟唱，悲伤。/我不能，不能。我不必一定吟唱它，/而有喜乐涌上/甜蜜纯洁的浪花”等诗句，许多年后曾有诗人忆及那个阶段，写下“‘主’没有名字，/是一个简单的借口/用来延长空洞的崇敬两点间的距离”，似可为之做注。

　　1944年，达马索·阿隆索出版诗集《愤怒之子》，“马德里是一座有一百多万具尸体的城市(根据最新数据)/……/为什么一百多万具尸体在马德里城腐烂/为什么千万具尸体在世界上慢慢腐烂”，这中断了战后诗歌一路走向现实的步伐，部分诗人开始将目光从遥远过去或者生命彼岸的魅惑中收回，抛弃古典格律，使用日常乃至干涩的语言，并重新审视现实主义诗歌与当代人困境主题的意义。从1944年到1950年，西班牙诗坛渐渐双轨并行，一方面表达诗人主观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对诗人而言，世界一团混乱焦虑，诗歌是他们寻求秩序、安抵船锚的途径；另一方面开始部分出现有意识反抗现实的作品，社会诗歌的浪潮即将抵达。值得一提的是，引领这场被一些评论家称为“1944年诗坛变革”的，恰是两位留存白银时代最后记忆的“二七年代”文人，除了达马索·阿隆索，另一位是文森特·阿莱克桑德雷。

　　1949年底，阿莱克桑德雷获选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次年1月，他在入院演讲中提出诗歌等于交流的观点，认为“诗歌的秘密在于交流的力量，而不是展现多少美”。在同年发表的、由单句罗列组成的“类笔记”《诗歌，道德，大众》与《诗歌：交流(新笔记)》中，阿莱克桑德雷进一步阐发这一观点，强调关于诗歌他最欣赏的特点是其可交流性，诗歌的功用在于信息的传递与接收，“美”只是照亮信息的光，因而所谓诗歌属于少数人的“象牙塔”的信条在他看来极为荒谬。其实，这些言论如今看来不过是一位诗歌巨匠的创作体会与诗学立场，且无论是演讲稿还是零散笔记的文体都体现出极强的个体性——以诗歌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双重身份讲述体会、分享感受。(20年后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讲中，阿莱克桑德雷重申“我作为诗人，职责是交流”，主体也是个人。)此外，着眼文本也不难看出诗人并没有排斥诗歌的认知功能，在他看来，认知与交流在诗歌中是互相补充与接续的，交流是诗歌认知的一种“日常”模式，《诗歌，交流》正是以“——那对你来说诗歌是什么——是一种充满爱意的认知方式”作结。何况，诗歌是交流还是认知的命题绝非新事，在当代西方诗学的范畴内已被思考多年，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爱伦·坡、瓦雷里、艾略特都曾为其撰文；西班牙国内，“纯诗”代表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提出过诗歌是认知的一种特殊方式，使“我们认为自己认识的真实与我们认为自己不认识的超验”得以交汇。萨利纳斯在1931年指出诗歌的认知维度，认为“诗歌是通往绝对的历险……所有诗歌都多少知道想要什么，但是不一定知道做了什么。要在诗歌中讲述这种潜在的神秘的力量，堆积词语……很多时候一首诗会自我启示，突然从中发现一种从未想到的目的”。相比之下，安东尼奥·马查多更倾向诗歌的交流性，渴望通过诗歌走出自身意识的界限，企及宇宙范围内的人类声音：“我的感情不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而更多是我们的。我的心永远是合唱。”从20世纪初至内战爆发前，这种“诗歌何为”的讨论平行于对艺术之“去人性化”与“复人性化”的思考，为西班牙诗坛带来的是良性争鸣与多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