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个文青的学生时代开始阅读文学、阅读余华。如果在一生当中有一些作家可以跟着读30年，感觉特别奇妙。余华只比我们大几岁，我们经历了同样的社会变化，看着他在变化，自己也一定在变化，在这样不断变化的时刻，还能够一直读他的书，每次读都会有一些想法，这是很微妙、很特殊的一种感受。

　　走上一条路，开始时可能人很多，但走着走着人会越来越少，有的人可能走到另外的路上了。所以30年的路走下来非常不容易。从现代汉语以来的文学创作来看，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讲到20世纪文学，现代文学的前部分基本是青春文学，我们讲每个时代的代表作品时，基本是讲那个时代青年作家的作品，从“五四”一直讲到40年代、50年代、70年代、80年代，但是这个情况到了9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一些80年代就开始创作的作家，甚至更早一点的作家，比如在70年代就开始创作的贾平凹，他们的创作持续了30年、40年。这个不仅仅是时间拉长，而且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时代文学最重要的力量，而且是能代表时代顶层的作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语言、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只有青春的、青年的文学至少是不够丰富、平衡、完整的。这个局面，到了新世纪慢慢改变了，这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童老师觉得余华其实是有一贯的东西，我非常赞同。从表面上看，余华的变化非常的清晰，好像没有一个作家像余华变得这么清晰，80年代的先锋派，90年代以《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的作品，然后再到后来的《第七天》三个阶段。其实余华一开始就一直在纠缠文学和现实的关系。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点，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变成一个光谱，它在不同的时期，关心的是光谱的不同的部分，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它表现出来的作品不一样。

　　80年代先锋时期，一般大家都特别认可，然后到了《活着》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最后余华的道路终于走上了岔道，就是《兄弟》和《第七天》。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余华从一条很好的路走到一条岔路上去，如果真的是岔路上，那我觉得也挺好，那个岔路也不妨走一走嘛。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失控、疯狂的世界，最麻烦的是，我们在这种疯狂里面还觉得很清醒，时代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了余华的作品里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首位撰写余华作品评论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