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建设的角度说，新时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为五四时期，汉语书面语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而且经历了一个大规模欧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因而在现代文学30年，中国作家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证明现代白话的“合法性”(五四之初胡适等用白话写诗就仅仅是要证明白话文有资格成为诗歌语言)；另一方面则要克服汉语过分欧化之弊，实现语言的有机融合，同时还要弥合知识分子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距离，担负着推广与普及新式语言的任务，因此，这个时期中国作家的精力主要还是用在文学语言的基本建设，而不是致力于开拓与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作家在大众化、民族化，以及文学语言的规范化方面都做出了较大成绩，但是这个时期文学较多地被与政治捆绑在一起，文学探索的拘谨也导致语言探索的拘谨，因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段时间，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

　　而新时期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个大开放、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时代环境为文学语言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利好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的引入，导致了新时期作家思想和观念的大解放，在艺术形式与技巧方面也给新时期作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新时期文学在观念、主题、叙事方式等方面有了大幅度提高。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每一点进步都与语言的进步密切相关，换言之，文学的发展给作家语言探索注入了很大的动力。其次，受到西方“语言论转向”的影响，很多新时期作家实现了语言观念的转变，即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很多作家不再仅仅把语言当作工具和手段，而认为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惟一媒介，人的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透明的。如汪曾祺所说：“语言就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是同时依存的，不可剥离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另外，在新时期文学起步时，现代汉语书面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有机融合了欧化语、文言和方言等成分，成为一种较成熟的语言，新时期作家不必再像现代作家那样担心过分欧化、文白混杂以及在语言使用上的南腔北调，初步成熟的现代文学语言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新时期作家可以主要致力于现代文学语言的创新与提高。

　　总起来说，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任务，新时期作家更多地承担了创新与提高的使命，而时代也提供了更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