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先生走了，我心中很悲痛。

　　前些天电话他，说感冒了，去医院打点滴。我说我第二天过去看看，他说还是暖和点吧，那时候他的声音还是洪亮的。

　　没想到，冬天没有过得去。

　　第一次见到傅先生，是在成都开科幻大会。他跟董乐山教授坐在最后面，不给办会的《科幻世界》杂志添麻烦。两个人都是大家，都那么低调，给我印象很深。

　　后来就不断到他家里去探访。四根柏胡同，小院子，安谧，寂静，充满了文化氛围。人多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人少的时候，就我们两个。我们聊外面的事情，聊文学的事情，聊科幻的事情。听他讲话就像在听时间讲话，听大树的根讲话。

　　傅先生是个骨子里乐观的人，讲什么都那么快乐。他受的苦不算少，但他面对什么都乐着。80多岁的时候，还乐呵呵地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去玩，或者，到印度偏远的地方去看。住的地方特别差，他不在乎，照了许多照片，自己裱起来，特别专业。

　　之后，傅先生更是把玩当成第一要务。他的玩是一种应对现实的态度。他有节操，有坚守，有自己的世界观。他开始收集硬币，而且是殖民地诸多小国的硬币。从对这些硬币的收集、研读中，他获得了许多全新的世界模式构想，自己好高兴。

　　他说想写点东西。

　　我当时认识一个《中国专利报》的好友小敏，是个年轻的科普作家，把她介绍给傅先生。本来以为傅先生会觉得这个报太小，不会给他们写副刊文章。但傅先生二话没说，当场应承下来，连续写了好几篇。

　　我给傅先生带去过一些科幻作品，是他自己要看的。他原来翻译过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温代姆的《呆滞的火星人》、库特·冯内古特的大量科幻作品等。我一直想给他出本科幻译文集，但终究因为版权的事太复杂没有完成。我一直非常纠结此事，但每每去他那里，他还安慰我说没事。他甚至把所有新书都送给我，没新书的时候，就把旧文复印了给我。

　　傅先生离开了，我太太从澳大利亚给他带回的一个原住民的工艺品也无法送达了。

　　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最懂原住民生活的人就是傅先生。他去过太多太多原住民的世界。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原住民。

　　有一次我们两个聊起都认识的朋友巫教授的书《一滴泪》，我说您也应该写一本。他笑着说：“咳，哪个知识分子没有一些个故事？”言外之意，那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他是珍惜生命的人，他的一生都在看、听、走、想、笑。

　　翻译、写作、教书他都做过，都做得极好，但他不是为这些来到我们这里的。

　　他是来快乐的。他快乐地来，快乐地离开。这样，他的笑就永恒地留在我们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