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分析评价当下文学发展状况的重要切入点。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氛围中，应当高度关注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呈现，并以此作为把握作家创作的审美特质和当前文学总体发展水平的观察点。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从学理上对文学风格论的批评传统和跨文化汇通所构成的风格理论有比较深入的宏观把握，另一方面从实践上善于发现和引领当前文学创作形成风格，显现风格，以丰富多彩的风格呈现来反映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

　　比较视域中的文学风格论

　　从一般理论形态看，文学风格论在当今文艺理论的学科体系和文艺批评实践中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基于作家的创作个性而注重把握作品的风格表征，特别是由作家语言运用的独特性来提炼作家风格的总体批评方式，同时也重视特定的时代、民族、地域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作品风格形成的影响作用。但是，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诗学的对话、交流和汇通方面看，还应当努力推进文学风格论的跨文化对话，从中寻求不同诗学背景下文学风格论的特点、异同以及实现汇通的可能性。事实上，当年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时就已经做出了中西方风格论汇通的尝试，值得我们追怀并有所进益。

　　应该说，在世界诗学的总体格局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内的文学风格论产生的年代不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基本观念和表述方式亦有明显不同，形成了世界诗学风格论的多样性面貌。在比较视域中透视这些丰富的风格论观念，可以从中发现对跨越语言、民族、文化的“共同的文学规律”的不同认知和表述方式，也可以发现各民族诗学风格论的独特性。对不同诗学中风格论的汇通性比较研究，重在理解不同民族诗学的风格论之“同”与“异”的辩证关系，它既是求同，也是辨异，尤其是对不同风格论的互证互识，能够实现互补性融合，提升和深化对文学风格问题的整体性认识。

　　就整体而言，通过汇通性比较研究，不同民族的风格论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完善了现代诗学中风格论的知识体系。当今文学理论中的风格论观念就是在吸收借鉴不同民族诗学风格论精华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在文学风格的本质论、构成论、形态论及批评论等方面都吸纳了不同诗学的风格观念，形成了开放而又自洽的风格论体系，其共同的指向是重视和把握作家在其语言形式中体现的审美独特性。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体的风格论观念来做汇通性比较，从中把握其互证、互识、互补的诗学规律。

　　第一，关于“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的命题。中国古代诗学以“文如其人”说作为风格论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既从先秦时期孟子开创的“知人论世”、“知言养气”的批评传统导出，也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之风中得到支撑，最终发展为“以气论文”的风格学说，形成了以诗观人，亦以人论诗的批评传统。西方的“风格即人”说出现较晚，是在超越了以修辞特点论风格之后，才真正关注艺术家的气质个性与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内在联系的。歌德曾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耐人寻味的是，“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这两个十分相近的风格论命题产生于东西方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和原创性诗学体系，又在比较视域中成为中西诗学风格论汇通性的鲜明表征。两个命题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运用不同的例证和表述方式，却共同揭示着文学风格的内在特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共同的文学规律”。当然，这两个命题只是相近而非相同，钱锺书曾经做过辨析，认为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而风格即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这种内在差异的存在恰恰显示出其间互识和互补的可能性，也体现着不同民族诗学并非趋同的独特性。

　　第二，关于不同诗学中风格论范畴的互证与汇通。各不相同的风格论范畴是不同民族诗学个性特点的鲜明体现，譬如“风骨”范畴之于中国诗学，“幽玄”范畴之于日本诗学，“诗德”范畴之于印度诗学，都是能够标识各自诗学风格论特色的代表性范畴。因此，对不同诗学中代表性风格范畴的汇通性比较，也能够获得互证、互识和互补的效果，能够让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深化对风格问题的整体认知，同时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民族诗学中风格论的个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诗学风格论的比较之外，同属于东方文化系统内部的风格论范畴的汇通性研究也在悄然展开。例如中日诗学风格论的比较，重点围绕着“神韵”与“幽玄”、“空灵冲淡”与“闲寂枯淡”等诗学范畴展开，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古代诗学在理论范畴和批评方法上对日本诗学的深刻影响。又如中印诗学风格论的比较，选择的关键性范畴是中国的“神韵”与印度的“韵”、中国的“味”论与印度的“味”论等，其中共同存在着佛学传统的背景，也体现着不同民族特性的明显印记。

　　第三，关于东西方诗学对风格形态的不同把握方式。东方诗学对风格形态多以描述性话语区分，且不避繁复地做现象归纳，偏于感性化的把握，中国论诗有二十四诗品(司空图)、论画亦有二十四画品(黄钺)。印度诗学对某种具体的风格形态(如“艳美”)又能做出若干种细致且朦胧的区分。日本诗学对于一些相关性强的风格形态(如空寂、闲寂、枯寂)也会做出细致的辨析。相比之下，西方诗学对风格形态的区分较为宏观，也较为简明，如黑格尔分为严峻的、理想的、愉快的三种，威克纳格分为智力的、想象的、情绪的三种，均注重定性的概括和理性的分析。这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与东西方诗学在整体思维方式上的“重体验”与“重思辨”之分有密切关系，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东西方诗学风格论的个性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