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落的秘符》中，丹·布朗包罗万象，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美国式大杂烩：从中世纪欧洲到印度奥义、中国易学再到炼金术、占星术、纹章学、塔罗牌及各种神秘社团、西法底文化，等等，而这些恰似好莱坞电影或“全球化”背景下的NBA比赛，其文化含义和商业动机不言而喻。

　　由此，读者大可将话题引申至近年世界文坛关乎世界主义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个“背时的话题”再度被提到前台。其中的二元对立固然可疑，但完全否定二元论却是放弃起码的坐标。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丹·布朗的小说确实色彩驳杂，但其所持守的却是一本正经的美国价值。这不由得让人联想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杜勒斯关于让我国年轻一代变成世界主义者的一席话，他或他的同僚们可没有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善意。文化接轨难免被同一化，除非我们有足够的抗体，而目前由技术理性制导的简单量化也许正是杜勒斯们需要的世界主义。

　　伪多元与同一化

　　近年解密的白宫文献资料显示，早在上世纪4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就明确指出，若论什么是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最佳武器，电影首屈一指。他曾下令有关方面要全力支持好莱坞，使其为美国政治服务。在此之前，威尔逊也曾指出，电影是传播美国价值的首要媒介。同样，胡佛认为电影输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直接的商品价值，还在于它代表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力。1953年，随着“冷战”的升级，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成立了美国新闻署，下设电影电视和新闻广播等部门，简称USIA。该机构的使命被确定为：一、宣讲美国政府的政策；二、阐明美国政治与各国人民的合理诉求密不可分；三、抵制一切反对和扭曲美国形象的企图；四、通过表现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

　　而现代美国政治本质上是跨国资本主义政治。它在较为空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两大新基点：现代化和大众消费文化；二者相辅相成。这一循环从现代化初级阶段以满足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逐步发展至如今以制造和刺激消费、激活和培养欲望为目的的消费和生产方式。简言之，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见证了奈斯比特、托夫勒们所说的“第二次浪潮”，以新的面目走向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或“后现代”(“后工业时代”)。在这方面，好莱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理论上的相对或多元为好莱坞走向世界打开了实实在在的通道。最初是上世纪30年代华纳兄弟和派拉蒙公司的走出去战略：二者相继在德国和西班牙拍摄电影并就近在这些国家及其周边地区发行；然后是起用欧洲演员，譬如派拉蒙公司在法国本土制作了一些法语电影。同时，好莱坞花了三年时间探寻和解决配音问题，从而打破了欧洲非英语国家对好莱坞的抵制。这些尝试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为好莱坞的“国际化”进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从此，境外制作和起用外籍影星、使之为美所用逐渐成为好莱坞的重要模式之一，后来被NBA等诸多行业或领域所吸收并发扬光大。但是，美国式多元文化真正扬帆远航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降，在此之前，“冷战思维”和麦卡锡主义始终盛行，而门罗主义则至今没有消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