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辞赋是我国古代各体文学中最具特色、也最具文体边缘性的品种，亦诗亦文、非诗非文的界定也难以穷尽其博杂的内涵。唯其如此，赋作为一种文体，与骚、颂、箴、铭、诔乃至诗歌等各体韵文，往往形成兼综杂糅的关系，并对后起的骈文、曲子词、说唱文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从战国晚期开始，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名家都曾创作过辞赋。辞赋甚至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从而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极大范围的推广普及。即使至当代，人们依然喜欢运用辞赋这一文学体式来抒写情志，描述祖国大好河山。

　　在漫长的赋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骚体赋、文体赋、诗体赋、骈赋、律赋、新文赋等多种形态，以及大赋、小赋之辩，古赋、律赋之争等等。就题材而言，由楚骚的贤人失志，到两汉的京都宫苑，再到魏晋逐渐发展为抒情、言志、体物无所不可叙写表现的文学体裁，辞赋在历朝历代被人们广泛运用，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辞赋作品。然而，无论是辞赋体制形式的演变，还是题材内容的发展，都与某一特定时代之制度、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辞赋与时代的关系，是辞赋研究中永恒的课题，而汉、唐两代因其社会文化的高度繁荣而尤其值得关注。许结、张新科、刘伟生三位教授的文章，分别从整个赋史、汉代、唐代三个不同的维度，探讨社会制度与赋体的时代特征之间的关系，阐述汉代社会对汉赋生产、消费及接受的影响，揭示唐代辞赋的生命活力与时代价值。通过阅读这三篇文章，也许能让我们对辞赋演变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有所了解，并进而产生对此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兴趣。（郭建勋）

　　任何一种文学或文体，其创作本身无不烙上时代的印记，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民族特征且自觉表现时代特征的，辞赋较为典型。我们姑且不论“赋”字本义以及由“赋诗言志”演变到文体之赋，仅从汉人论赋所言“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已喻示了由“赋”到“赋体”的制度化内涵。对此，《汉书·艺文志》采取“截断众流”法概括出由春秋行人“赋诗言志”经战国楚臣“贤人失志之赋”再到汉代“侈丽闳衍之词”的大赋创作的形成。然而，汉人以“古诗”衡“赋”，虽在“抒下情”（诗之讽喻）与“宣上德”（诗颂与赋颂）之功用，却启示了对赋体的认识，《诗》“六义”说的介入最为重要。可以说，从《毛诗序》“诗有六义”“二曰赋”，到郑玄解《诗》之“赋”在“铺陈善恶”，再到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开宗明义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由表现方法的“铺”（赋事）转向文体意义的“铺”（赋文），正是赋体由“蕞尔小邦”（楚赋）到“蔚然大国”（汉赋）的完成。清代康熙皇帝为复兴“赋学”敕陈元龙编《历代赋汇》，亲撰《序》语“赋者，六义之一也。……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并列举“汉兴”诸家“制作尤盛”、“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这其中由汉代开启的“献赋”与唐宋盛行的“考赋”的制度化，可以看作赋体昭示时代特征的一个重要视域。

　　尽管赋史中有大量并不囿于当时文化体制的文人个性化创作，而且就赋中“体类”而言，六朝的骈赋与宋代的文赋多游离于制度且不乏精品，然从赋体创造的基本精神与总体构建而言，其与“帝国文化”顶层设计关联而表现出的“帝国书写”，才是赋体异于他体而彰显其时代精神的结穴所在。为简要说明问题，兹择古人论赋的三句话，略陈几点看法。

　　第一句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这说明赋体宜彰显的时代气象。《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有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指创作主体的赋家要胸襟开阔，气象博大。其实，这种胸襟又源自外在物象的投射，昭示了超越楚臣“贤人失志”转向汉人“体国经野”的时代特征，而这一特征又成为赋体创作的一大传统。对此，可追溯到汉赋创制背后的三大制度，即京都、中官与乐府制度。其中与时代气象最切合的是京都制度。萧统《文选》选赋首列“京都”，因为汉以前没有真正意义的京都文学。帝都构建始于秦始皇，而京都文化的构建，包括京都文学的出现则在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虚构的三个人物，“子虚”代表楚臣，“乌有”代表齐臣，而“亡是公”则代表天子使臣，赋中以“亡是公”折服“子虚”“乌有”，本身就是以宫廷天子文化压倒藩国诸侯文化的思想折射，是与武帝朝“抗匈”与“削藩”政治紧密联系的。至于班固《西都赋》描写的“隆上都而观万国”，张衡《东京赋》说的“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典型地展示了赋体文学的“体国经野”的雄心与意志。后继者如晋左思《三都赋》、唐李庾《两都赋》、宋周邦彦《汴都赋》、元黄文仲《大都赋》、明顾起元《帝京赋》、清乾隆帝《盛京赋》等，都在表现统一帝国的雄规壮举，诚如顾起元《帝京赋序》所称“仰观帝京之盛”，“以扬国家万年之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