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可谓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围绕着这一概念，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使得原本较为沉寂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领域成为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回溯往昔，在2006年7月于青海西宁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李晓峰所作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言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学界的首次亮相。时移事往，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提出近十年，但是其理论能量却依然充沛，并且为下一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和可能性。

　　站在十年后的位置上往回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无疑是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其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向“多民族文学”进行范式转移：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或一个前缀的变更，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对自身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的反思。自此之后，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任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都必须正视“多民族”的在场，也必须在“多民族文学”的层面进行宏观或微观的文学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文学”已经将自身形塑为“方法”。

　　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带来的效应是多重的。首先，“多民族文学”打开了文学史的视野，超越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二元格局。在较长时间内，我们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将其与“汉族文学”分隔开来进行研究。这样做的初衷始于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身份的尊重，也来自于新中国文学对平等政治的追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隔逐渐阻碍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使得用“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重构“中国文学”框架成为一种必要。因此，“多民族文学”作为方法，实质是一种文学史的“归还”与“回返”。它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史版图，起到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