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历史标准与审美标准都会具有特殊的内涵，面对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当下中国叙事在历史与审美两个维度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从历史与审美两个向度的延展性而言，中国故事有巨大的可能性，中国叙事大有可为，在叙事主题的丰富性、叙事空间的诗性与弹性、叙事策略的多样性、叙事语言的驳杂性等方面所具有的可能性是20世纪以来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比拟的。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中国叙事还要面对来自全球化的冲击，通过合理的姿态与手段确认其自身身份，显得尤为急迫。作为中华美学经验的一个发展阶段，以及作为中华文化本体的重要部分，当下的中国叙事亟待对接中华美学的传统经验，为自己开辟新的叙事空间与方向，确立新的叙事形态。这种对接有许多种可能的维度，以下三个维度也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一、当下立场与历史眼光的统一 

　　文学创作与批评从来都是当下立场与历史眼光的辩证统一，偏向其中哪一方都会产生严重的诗学问题。《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优秀长篇小说处理的都是巨变时期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都同时兼具对现实的深刻剖析与对历史规律的深入阐释，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在这个方面，当下中国叙事主要存在三种倾向与偏差。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当下书写延伸为历史追溯，大多从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出发进行溯源，往上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1949年后甚至整个20世纪，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现实与历史对照的小说模式。这种模式将现实社会中的某些弊端简单归结为历史演变，并未深入其中探寻其文化根源，存在将共识性问题偷换为历时性阐释的嫌疑。这种模式在当下立场的视野中简化了历史眼光，认为所谓历史性地理解问题就是将问题放置在历史背景中而已。其次，许多作家和作品都倾向于将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对立，在二者的优劣中来阐释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种方式总体上是合理、可行的，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根源一定程度上也主要表现为这种差异，但是过分强调两种空间的差别，甚至将城市空间简单视为乡村空间的侵入者与毁灭者，将城市空间视为当下现实的代表、将乡村空间视为原始状态而将共存关系置换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当下现实的复杂性被遮蔽和简化，存在坚持当下立场而忽视历史判断的嫌疑，也存在以当下立场改造、异化历史视野的嫌疑。再次，与上述两种现象相反，有些作家尝试用当下眼光重构20世纪历史，每个历史阶段凝固为一部长篇小说，每部长篇小说就像一块历史拼图，从属于作家重构历史的宏达目标。这种所谓史诗性的追求对于变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而言有其先天的合理性，但也容易带来作家与作品对每个时代的肤浅书写，并不能深入到时代精神内部，从而也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历史眼光。在每部作品之间，作家的史观虽然多少有些变化，但变化不大，结果是作家的创作进程变成了同一种历史观念的不断铺展。

　　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到，当下的中国叙事还没有发展出辩证地统一当下立场与历史眼光的能力，对社会现实的把握能力还有所欠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仍然比较肤浅。在这些方面向中华美学传统学习，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叙事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