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成为一种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承接着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遗产，它在20世纪曾经一度与形形色色的语言论、形式论、精神分析论、阐释学、性别论、话语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等结合，生发出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批评景观，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文艺的认知结构和知识范型，从而使得刚过去不久的纪元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但是，另一方面，当下的批评时常又成为令人尴尬的鸡肋，人们会指责它似乎已经缺乏了19世纪直面文本与现实的勇气以及有着明确价值立场的自信。

　　这种尴尬主要体现在普遍意识到的当下批评现状已经逐渐发展成向三个方向发展的岐径：一是批评家沦为推销员式的表扬家，出于人情、圈子或者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而将自己变成了吹鼓手；二是由于刻板理论的生吞活剥和过度积累，在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中炮制出游离于具体文本之外的理论注脚和乏味讲章，批评者的角色就如同大工业流水线上的熟练技工；三是那些自诩游离于“体制”之外的酷评者，包装出“异见”式的言辞，以博得在对前二者不满的人们那里的市场。事实上，表扬家未必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有时候揣着明白装糊涂，顺水人情和稀泥；高头讲章制造者则陷在信息的泥淖中无法自拔；酷评者的剑走偏锋则让他走上了乖张邪僻的道路。这三种批评的表现都有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批评的主体性的孱弱、缺失和扭曲。

　　主体性的弥散可能是20世纪下半叶之后的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论转向，即经过了语言分析、话语谱系、后结构主义的一系列熏陶和洗礼之后，人们已经很难确定不移地声称某种稳固的主体的存在了。知识分子在其历时性的角色转变中，从立法者成为了阐释者，那种关于真理在握的自信心首先在思想体系内部被瓦解，与之同时并行的是他们在现实社会之中地位的移形换位。文艺批评者内在于知识分子位置这种整体性的变迁当中，到了当下尤为每况愈下，简直从阐释者变成了注释者、反驳者和描述者，无论角度如何，都让批评的角色随之降低，变成了关于创作者和文本的附庸。这样语言的浮沫和文本的赘生物，难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顶多是无足轻重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

　　有识者其实一直都明白，真正的批评是一种对话、交流和创造，它不回避表扬、倡导和颂赞，与此同时丝毫也不放弃批判、针砭和讥刺。它一定会树立一种理想的尺度和标准，但从来不会固守在某个既定的、成型的价值之上，而是会根据现实与文本的双重变革而进行调整、甄别和校正。这是一种对于真理的辩证激情：谁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取某种对于真理的认知，而总是在寻找的路途之中，在这个艰难的甚至永远也无法完成的进行时过程中，不断地对他者与自我进行辨析、论辩、剖解，在螺旋式的上升中一步一步接近真理。这里的真理并不是某种抽象的教条，而是根植于社会和最广大民众的立场，着眼的是更接近美好的未来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