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因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文学内部的深层异动，面临着接续不断的严重冲击，遇到前所少有的巨大挑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情形描述为：一个相对滞后的批评，在面对一个不断更变的文学；一个相对萎缩的批评，在应对一个不断放大的文坛。但事实上，文学批评家们并没有为之气馁，文学批评也没有止步不前，仍然在审时度势中不断调整，依然在左冲右突中奋勉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对于文艺批评的评估与批评、要求与期望，既给批评家们极大的震撼，也给文学批评以极大的激励。文学批评界在学习讲话和领会精神中，反观批评的现状、反思批评的问题，使得批评的自省与自审，成为振兴文艺批评的内在动力，文学批评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面貌，体现出新的进取。

　　新作评介与年度综述体现的现场感

　　文学批评有许多方面，有很多任务，但最为重要的，是对当下创作的最新成果及时地予以品评，对一个时期的创作情形进行概要地梳理，使作家悉心创作的文学新作、一个时期的创作概貌，经由批评的回应与概括，使人们看到当下作家创作的最新收获，近期文学创作的最新动向。这也使得批评在与创作相随相伴行进的同时，强化了介入性，增进了现场感。

　　长篇小说因为篇幅较大、分量较重，一向为文坛内外所广泛关注，而对年度长篇小说新作的跟踪评介，也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点。2014年到2015年间，一些小说名家先后推出自己的长篇新作，其中一些作品在乡土中国的变迁、乡土伦理的嬗变方面，既突破了作家以往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乡土文学的写作，如贾平凹的《老生》、关仁山的《日头》、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迟子建的《群山之巅》等。在这些作品甫一发表，便有李星、陈晓明、谢有顺、雷达、胡平、范咏戈、汪政、周景雷、潘凯雄、孟繁华等人评论上述作品的文章跟随而来，以自己的阅读感受对这些名家新作给予了精到的解读。这一时期，那些直面当下都市现实，书写人们的精神困惑与情感疲惫的作品，批评家们也都一一看在眼里，并用不同视角的阅读体会给出了自己的批评解说。如雷达、陈福民等人评论阎真的《活着之上》，孟繁华、陈晓明、岳雯、牛玉秋等人评论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孙郁等人评论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彭敏等人评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

　　文学批评的要义是发现好作品，有些作者声名并不显赫，但作品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也会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并得到相对充分的肯定。2015年间，陕西的陈彦写作了长篇小说《装台》，作品在小人物的写作上卓见新意，先后有多篇评论予以推介，如李敬泽、雷达、李星等人的文章。《装台》甫一出版，便广受关注，这种集束式的评论推介显然起到了作用。

　　2015年8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后，有关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与作品的评论，在一个时期形成热点。这里既有评论具体作家作品的，也有从茅奖获奖作品来观察长篇小说发展的。获奖作品何以成为精品，获奖作家何以形成独特风格，在这里都有细切的阅读与精到的评说。2012年到2016年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荣获雨果文学奖，曹文轩荣获安徒生文学奖，其间都有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及时跟进，评说作家获奖的根据与缘由，论述作家创作的成就与特色。这些评论，以对获奖作家与作品的细致阅读与集束论评，使文学批评起到了解读文学精品，引导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

　　因为各类创作的数量越来越多，作品的发表、出版与一定的年度相关，年度文学创作的宏观考察与整体综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小型的年度报告，有中国作协创研部撰著的《年度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这个从2012年做起的文学发展报告，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活动三个大的方面，对年度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活动等，进行了钩玄提要式的描述，带有年度文学大事纪要的特点。大型的年度文学报告，有白烨主持的课题组撰著的《年度文情报告》（也称《文学蓝皮书》），这个起始于2003年的文情报告，分10个专题，从各类创作到理论批评，从文学声音到文坛资讯，都有较为全面的记述与概要的反映。因注重资讯的以点带面，综述的宏微相间，具有年度文学总盘点的性质。除去这两份出自团队作者的年度文学报告，出自个人之手的年度文学创作综述，也逐步增多，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