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毕生热爱文学，不但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和理论研究，还穷其精力不断搜集各种资料，撰写了多部文学史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等都是其智慧的结晶。《中国俗文学史》是其中最耀眼的作品，在多个学科引起热烈反响。该书初版于1938年（商务印书馆）， 2006年5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插图本《中国俗文学史》（下文提到的均指此书），插图、校勘和补丁的增加使得它成为众多版本中最完整最生动的一种。巨著写作年代已过去70余年，但先生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重证据溯本源的治学方法以及著作中流露的远见卓识仍然值得借鉴和学习。

　　《中国俗文学史》“导读”中，陈福康予以高度评价和赞赏，认为这是“我国开创性、奠基性的一部俗文学史”，并总结了三大贡献。深入研读这部著作后，发现它犹如一座宝库，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解读，郑振铎对文学史的巨大贡献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为俗文学/民间文学正名，提升了其史学地位，拓展了学科疆域

　　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命名与关系问题，至今仍存许多争论。一般认为有作家创作的俗文学和民间创作的俗文学两类。前者归类在作家文学中，后者就是通常所谓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学科归属于民俗学。然而，民俗学者关注的是民俗活动的过程，侧重于民俗的社会性和文化特征研究，对民俗活动产生和存在的文学未必会有更深入更专业的探究；文学研究者认为民俗活动中孕育出来的文学比较粗糙，地位卑微，不及文人文学精致、高雅，不愿花心思关注它。于是造成了民间文学“两不管”的现象，即民俗学者不在乎，文学研究者不重视。俗文学也因为其通俗性不被主流文学所看重。是故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常处于文学的边缘状态，其文学性被忽略，史学地位被轻视。

　　通过探本溯源，郑振铎在著作的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了俗文学与民间的关系：“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据此可知，这里“民间的”、“大众的”与“正统的”、“主流的”相对而言。民间文学是民间产生的，为大众所创造和传播的口头文学，创作者无法考证，是俗文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郑振铎的俗文学是广义的，是指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而在口头传播的、十分流行的、具有文学性的通俗类作品，因其“俗”趣而在广大民众中存在，流行，变异，被不断记录和改写。它包括不署名的民间文学和署名作者的部分文人文学。

　　随着学科分类的细化，如今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注重前者，作家文学研究者则多注重后者。这种分类虽在边界上较为清晰，但两者的渊源关系和共性特征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模糊。郑振铎的俗文学观，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俗文学的渊源与发展轨迹，更加清晰地了解他把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统称为“俗文学”的缘由，更能够明确著作结尾的那段话：“五四运动，不仅结束了正统文学的历史，同时也结束了通俗文学的历史。而要把他们重新的估定价值。”一个时代的文学结束了，但文学的价值及影响远远没有结束，需要后来者重新评估。

　　厘清了概念，再根据古代文学发展实况，郑振铎确定了“俗文学”范围：“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畴里去。”这个范畴涵盖了民间文学的主要体裁（著作中未列神话、传说），也把早期流行于民间大众后发展成文人喜爱创作的几种文体（小说、弹词等）列入其中。

　　大文学史观的确立，拓宽了文学视野，扩大了文学疆界，“俗文学”地位随之建立。郑振铎认为：它“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这一论断打破了文学疆域，改变了狭隘的文人文学观。整个中国文学史，不但有文人在书写，也有广大民众在书写；不只有严肃、高雅的正统文学，也有活泼清新、充满欢愉的俗文学，而且留下了许多精彩篇章。作为文学史研究者，应该把所有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类型纳入到整个文学史视野，放到文学整体中思考。扬弃之后加以继承和发展，为后继者提供完整的参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