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无数理论家围绕“文学评价标准”这个话题争论不休，迄今仍无定论。各种文学评奖的“评奖细则”里写得清清楚楚，但评奖结果永远是众口难调。对文学作品价值的估量，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好/坏”的标准一刀切，搞不好就会贻笑大方。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可以用“生产”来概括文学生成过程的时代，我们究竟有无调整文学评价标准的必要？

　　古往今来，无数理论家围绕“文学评价标准”这个话题争论不休，迄今仍无定论。各种文学评奖的“评奖细则”里写得清清楚楚，但评奖结果永远是众口难调。对文学作品价值的估量，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好/坏”的标准一刀切，搞不好就会贻笑大方。即使大师也不能免俗，例如歌德对《巴黎圣母院》的评价就早已成为笑谈。诸如“真要有很大的耐心才忍受得住我在阅读中所感到的恐怖”、“没有什么书能比这部小说更可恶了”，甚至还有“这个时代不仅产生这样的坏书，让它出版，而且人们还觉得它不坏，读得津津有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我想，如今没有人会怀疑歌德的审美能力，但估计也没有人膺服他对雨果和《巴黎圣母院》的恶评。值得思考的是，歌德为何会得出这些在今天看来相当可笑的结论？

　　朱光潜在翻译《歌德谈话录》时曾特意在歌德那段话后加注：“歌德对雨果屡次表示不满，可能是由于雨果在当时所代表的算是进步的民主倾向不合歌德的口味。”由此可见，歌德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他的文学思想不能在“时代精神”面前做出灵活的调整，不能适应已经发展变化了社会与时代，犯了“胶柱鼓瑟”的错误。由此回望钟嵘写《诗品》的时代，质朴直率的陶渊明诗与当时那种强调文学创作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崇尚绮靡繁富诗风之“时代精神”的不合拍显而易见，仅被列为“中品”便是理所当然了。

　　当下的时代与歌德的时代相比较，变动性或许要更大些。最显著的事实莫过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对文学与阅读的冲击。遥想新时期伊始，一位作者曾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指斥“出版业在现代的西方世界已经成为另一种大规模赚钱的‘工业’，而作家则是这整个企业的一部分而已”，“在什么都是商品的社会里，一有‘销’这个字就应当警惕一下”。他不会想到，仅仅过去20年，中国就已经进入了“畅销书时代”；他当年所不屑不齿、要“警惕”的英美出版业状况，在中国也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翻版。“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双城记》的开头用来概括我们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亦不过时，但无可否认的是，如今也许是最不适宜“高蹈”的隐士生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