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长篇小说从开掘历史与现实的新的生面、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家看取生活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力度等方面来看，都有显见的拓展与可喜的进取。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越来越呈现出两极分野的明显趋向，严肃文学的写作主要在圈子里叫好，通俗文学的写作主要在场子里叫座。两类不同取向的小说作品，各有各的读者，各有各的场域。2014年的长篇小说约有4100多部，比2013年的4800多部减了不少。长篇小说数量的增与减、多与少，主要为网络长篇小说转化纸质作品出版的力度所左右。若从文学市场的销行状况来看，2014年的严肃类长篇小说，大多属于小众化的作品；但从开掘历史与现实的新的生面、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家看取生活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力度等方面来看，2014年的长篇小说较之以往，都有显见的拓展与可喜的进取。

　　变异乡土的寻踪把脉

　　乡土中国在变异，乡土伦理在替嬗，这种变异与替嬗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呈现出传统农业的转型，田园生活的解体隐含内里的是置身其中的人们的情感迷惘、精神困顿，这种巨变之中的隐痛，明丽背后的暗流，正是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们所格外关注，着意探悉的。

　　贾平凹的《老生》，表面看是把《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作为故事的引子，以老生的吟唱丧歌作为主线串结作品。但认真读会发现，作者真正在意的，是由此托出普通乡民在社会转型期的生死歌哭，及其由民间视角看去的乡土社会的演进。这是一种氤氲不明又混杂不堪的百年史，在这块土地上演进的历史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是庙堂的，又是江湖的。艺术上的浑圆与意蕴上的混响，显现了贾平凹的老到与老辣。

　　关仁山的《日头》以权姓和金姓两个家族间的恩怨冲突，描述了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巨变。作品由金家与权家在相互较劲中的势力转换，写出了乡绅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深重影响，更由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写出了旧的问题破解之后的新问题。小说显然含带了更多的批判性，从乡民的世仇难解到乡土社会的听天由命，作家对于农民与农村的如酲忧心，不仅深刻思远，而且溢于言表。

　　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让人有两个意外，一是表述手法的寓繁于简，一是故事营构的小中见大。通过丢弃弟弟、寻找弟弟这样一个寻人的经过，由一桩看似极其个人化的家庭事件，逐渐抖露出有关当下乡土社会看似正常实则异常，看似温情其实绝情的种种复杂而混沌的景象。

　　刘庆邦的《黄泥地》由故事与人事的相互牵扯，对浸润乡土的民性文化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循序探悉。小说由儿子房光民接替老子房守本出任村支书引发众怒一事，主写房国春的仗义执言及其悲哀：替换上台的都谋私利，黑与白模糊难辨。在这种境况下，善良往往被人利用，正义也常常面目模糊。乡土间的一切，都像黄泥地一样，沾手就粘，黏成一团。作品在行云流水般的日常叙事中，层层递进地揭示出当下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的自利性、家族性、狭隘性、泥淖性。

　　王妹英的《山川记》表面上是写当代农村生活近50年的缓慢变异，实际上是写历经多个时期的演变仍顽固存在的内在痼疾——乡土伦理的严重滞后及其对农民命运的深重影响。桃花村终于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一些被过往的历史阻挠了爱情、刻板的观念改变了人生的人们，却没有可能在爱情与人生上予以改正或重头再来。跟着时代潮流向前行进的他们，带着难以弥补的失落与失意，铸就了永远的心结与心痛，小说看似是一曲歌吟农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实则是一曲慨叹农人命运的苍凉悲歌。